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也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许多听众纷纷来电话质问:“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什么立场！”“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查一查电台有没有‘五一六’分子！”中央电台驻广东记者站的同志还代表广东人民来电话严厉质问自己的电台。电台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强烈不满。这种种反应在台内引起了强烈共鸣！

在广大听众和全国人民的谴责和督促下，中央电台下了决心:多播出讣告、哀乐，全部停播文艺节目。这样讣告、哀乐的播出大大突破了“多播一些”的规定(董老逝世时播出讣告共15次)，中央电台两套节目一天中共播出了38次，其中有一次是供各地抄收的记录新闻。

“ 文革”中的广播宣传出现过许多怪现象。比如，经“四人帮”授意或审定的“两报一刊”社论、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的文章等，姚文元经常下令让连续广播一个星期甚至十几天；1972年元旦社论，连续播出20天，播出129次，在一次《联播》中播出了两遍；《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可任意延长，有时候一次节目中只播一篇文章。但是，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却只允许播一轮(也就是一天)，我们再三提出要求重播，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出现了在播完讣告之后再无治丧消息可播的“怪现象”。不让播吊唁活动，不让播纪念文章，除了摘播外国领导人的唁电以外，国内党政军、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一概不允许报道，直到两天之后的1月12日凌晨1点才播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消息。

另外是文艺广播。如上所述，按照有关规定，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在1月15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治丧期间文艺节目不能停。这是在摧残全国人民的感情，听众实在接受不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中央电台经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日、10日、11日不安排文艺节目播出，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到11日下午，上级领导在“四人帮”的压力下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并从下午开始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第一套节目 14点20分；第二套节目18点25分和22点20分。其中两组各20分钟，一组15分钟。这种偏与群众对着干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在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听众纷纷来信提出强烈抗议！

下面我想摘录一封听众的来信。这不是当时的来信，是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写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后一点意见，是我终生难忘的不可饶恕的一件事。即去年1月11日，正当周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为什么电台突然播放歌曲和音乐？当时我不相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还以为是敌台呢！我忍着愤怒一直听完，最后一听，果然就是中央台！这一件事，请你们一定要查清，是受谁的指使？为什么不加以抵制呢？

至今，我写到这里，深感愧对周总理，深感愧对我们的听众。是啊，是受谁指使，为什么不加以抵制呢？

当时“四人帮”盗用中央的名义，窃据要职，多年来死死地控制新闻舆论工具，大事小事都要过问，大事小事都要向他们“请示”，他们动不动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作为党的喉舌的国家电台怎能不听从？在局部问题上我们可以力争，可以据实际情况而定，而在整体上是不能改变的。周总理的治丧活动和报道安排，从一开始姚文元就强调是“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可我们怎知其中的真情？事过多年后，从有关的回忆录中才知道，周总理逝世时，毛主席早已重病在身，行动不便，语言不清。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当时我们哪能知道呢？

事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讣告和悼词，是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挫败“四人帮”的阴谋后通过，并经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但周总理治丧活动具体的宣传报道是由“四人帮”控制、由姚文元掌握和安排的。“四人帮”企图利用讣告和悼词压低周总理丧事规格的阴谋失败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竭力降低、缩小周总理的影响，企图贬低周总理的形象，甚至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对周总理的误解，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在当时，我们只能觉察到蛛丝马迹，难以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虽然抱有怀疑，但不能作为行动的依据；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不可能改变整个状况。

情真意切 缅怀总理

这几天，中央电台各部门纷纷举行吊唁活动，举行座谈会，大家饱含热泪，配戴白花、黑纱；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谈起周总理关心广播、关怀广播战士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感人至深:

—— 矗立在复兴门外的这座广播大楼，就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兴建起来的。1956年，他派陈毅副总理到广播局审查大楼的模型，后来周总理又亲自审查了模型。当广播大楼建成后，1959年9月周总理又来大楼全面视察，从播控室走到音乐厅，从直播室走到录音间，透过玻璃聚精会神地看着播音员播音。周总理对播音员齐越、潘捷说:“我来看看你们的工作，你们是不是紧张了？”又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我后来得知，总理的嘱托成了齐越同志的座右铭，他请人书写下来，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