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使处处受冷遇

大使馆是国家派出机构，它应当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情况，特别是两国关系及与本国有关的动向，及时报告本国政府。这点是当一个大使应该做到的。但是当我到河内后，却被一层冰凉的围墙包围起来。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送交国书及颂词的副本，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这些都是国际惯例。那时越南国家主席是孙得胜，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他因年迈不能接受我的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当我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向阮友寿副主席呈送国书、行完仪式后，他同我的谈话是冷淡、谨慎和短暂的，面部毫无表情。其实阮友寿在南方抗美时，受到中国极大的支持，他原来对中国是极为友好的，现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原来友好国家的大使，不显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这就是政治。

后来安排我同范文同总理会见，他不但是中国的老朋友，还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我的谈话只是应付，对当时两国间许多重大纠纷闭口不谈。只向我说了两点有份量的话，一是声明外间传说他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出卖了印支各国共产党的事，完全是谣言（这件事我国内曾揭露并给予批判），不能轻信。另一句话就是说两国间一切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说这话的语气是生硬的。我过去在外交部工作时，不管越南的事，没有同范文同会过面，但他经常来中国，他同我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我都见过，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是长者，是胡志明的战友和越南国家和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友好。在日内瓦会议和抗美救国战争中，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不但配合得好而且友情也深。自越南北南统一，黎笋一伙上台后，他对越南国家的决策权就逐渐减少了。

中国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要拜会越南国会、政府各部门和军方各单位的名单，这个名单不是这次新提出的，而是根据过去历任新大使拜会的惯例提出的。但是越南外交部却不顾过去的惯例，除安排我拜会国会委员长外其余一律不安排会见。

当时越南国会委员长是长征，也是中国的一位老朋友，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都是很好的。但他这次同我会见时态度也是冷漠的，只说了一些应付的客气话，连对当时还健在的中国几位老同志也是他熟悉的朋友的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

新大使到任照例要举行一次招待会，同驻在国政府各部门和各国大使及夫人和外交界人士见面。在我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上，越南政府只来了外交部的礼宾司长及主管中国事务的司长，一位政府部长也没有来，与过去政府总理或副总理及好几位部长来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的热烈程度显然不同。

作为大使必须要同驻在国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来往却很少。越南外交部按其惯例，由外交部部长出面宴请外国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请我的却不是他们的部长，而是排位较低的副部长，这就有点出了格，加之他谈话较少，显得宴会是一个形式。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也不得不说一些我来谋求友好与和平的话，我不能表现自己没有适当的修养，但也不能低声下气乞求善意。

我必须去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但也出现过一两次双方协商解决的事件。一次是我国军用飞机在试飞中迷航误人越境坠失，越南开始大为紧张，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越境侦察。我接到国内指示立即向越方说明飞机是因迷航误入，希望谅解。并建议双方派人前往出事地调查。越方正有事于南方，准备进攻柬埔寨，不愿扩大此事件，即同意派出人员会同我馆武官处一同前去调查，结果证实是迷航误人，两名遇难的我国空军人员尸体，经验检后将遗体送交我国派人领回。还有一次是无故扣留我渔民案件，当时在两国海上交界的渔船常常发生纠纷甚至殴斗。这次却是我渔船误人越领海，经交涉后放还。可见在某些问题上，只要双方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摆事实还是能和平解决的。但也只是这两件，其他方面两国交涉是愈谈愈恶化。比如两国铁路接轨处，历来是由中国铁路局在该处管理员负责修理，现在突然越方说那里是它的领土，中国领土在该处约二十米外，竟然拒绝中国铁路局人员前去管理或修理，甚至出动武装人员殴打中国铁路员工。从而使该段铁路不通。对此案件我们就交涉不通，酿成双方铁路人员在那里争执与斗殴不停。我们也知道越南这样做有它反对中国，准备与中国闹翻的企图，不是我们大使馆与它的外交部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