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原子弹投向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飞机乎？导弹乎？”

1997年笔者作为总撰稿创作电视片《辉煌》时，摄制组采访了当年任地质部党组书记的刘杰。他曾和李四光、钱三强参加了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事隔几十年后述说会上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

那一天下午，几十位中央领导及有关负责人聚集在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开宗明义地便说：“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接着，李四光、钱三强带着矿石、仪器在现场进行了讲解和辐射演示，领导人们围过来有的亲自试一下，有的提问题。经过研究和听取汇报，认定我国已有发展核事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科研力量。会上毛泽东一面听讲，一面吸着烟深思，征询了各种意见后最后总结说：“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三个多小时的会议后，从不愿宴请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破例留大家吃饭并准备了酒。这种先听取专家意见，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再下决心的态度，是我国核事业后来兴旺发展的前提。

人们也不禁由此感慨，若是1957年以后的各项决策都能如此，那该有多好！

原子弹以及比它威力更大的氢弹只是爆炸物，要把它投向敌方以形成有效打击力，又需要可靠的运载工具。轰炸机或是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导弹，是两种最有力的运载手段。当时国防科研系统内产生的一个重大争论，便是以哪种运载手段为研究重点——“飞机乎？导弹乎？”

通过反复研究，多数人认识到，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的远程航空兵，研制出了轰炸机，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也难突防进入敌后纵深。于是，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这使研制工作一开始便有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指针。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美国有些人还讥笑是“有弹无枪”。其实1960年11月中国便试验成功了国产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又于1964年9月将国产的中近程导弹试射成功并进入批量生产。原子弹生产出来，便可以“两弹”结合，形成远程核打击力量。

当赫鲁晓夫在国内处境狼狈需要中国的支持时，我方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争取到他同意提供核技术并援建有关工厂。两三年后苏联虽翻脸变卦，不过此前的援助毕竟使我们受了益。1957年苏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很大程度上出于赫鲁晓夫个人的考虑。

此刻他因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党内的莫洛托夫等元老也想推翻他，赫鲁晓夫便想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巩固其动摇的地位，这又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时机，于6月18日让聂荣臻会见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国防新技术的援助要求，7月20日苏联政府便回复同意，并请中国派团去谈判。9月间代表团赴苏后，赫鲁晓夫表示说，原子弹、导弹都会给的，同时又请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参加国际会议。面对着这个事实上的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采取了高超的策略原则，起初态度含糊，10月15日正式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才正式同意去莫斯科。

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下令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时，曾排除了军方的强烈反对。他的地位巩固后，见中国又不服从其“指挥棒”，便于1959年6月在原子弹样品已装箱准备运华前下令停运，翌年8月又撤退了全部专家。对这种背信弃义予以谴责无疑是应该的，不过也要承认，中共中央前一段争取到的苏援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后期，笔者曾向长期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请教过这一问题，他以很公道的态度评说：“苏联撤退专家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可是我们完成它毕竟比新建省力多了！”

毛泽东认为苏援断绝“极好”，在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时支持了继续“上马”的意见

“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每年投入“两弹”的几个亿，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微不足道。1959年6月，苏联中断了原子弹等重要项目的援助，7月间中共中央便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还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1年夏天，当全国面对饥荒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时，中央对核工业出现了“上马”、“下马”这两种意见之争。毛泽东面对这一争论，亲自征询聂荣臻等人的意见，批准了8月间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后来有些不明历史宏观情况的人曾抱怨，经济那么困难时何必节衣缩食搞原子弹。其实，“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正如毛泽东于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所讲的：“我们即使搞出，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60年代初期我国的国防费用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年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若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对经济出现的困难和后来的恢复都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中国掌握“两弹”用了远远少于美、苏、英、法的经济投入，其政治军事意义却极为巨大。中国继1964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后，又于1967年成功试验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数量虽小、却使任何人不敢轻视的核反击力量，成为保卫我国安全的无价之宝，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过程中的探索，恰恰又代表了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成果的追求，为我们今天在体现“三个代表”时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