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邓小平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

其实，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试验，责任心和纯朴的本质使他不愿经常呆在办公室里指挥，而是经常出入车间及场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放射性辐射，干这一行的都管这叫“吃剂量”。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吃剂量”，接触放射物质。有一次他们打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强劲的辐射， 邓稼先又是首当其冲地超限度地“吃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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