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默。丢掉讽刺的相声，正如今天所谓的主流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不伦不类的歌功颂德，相声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

正如有论者所说，相声的领域曾经可以是如此的自由和宽泛。观众可以长期观看到这类相声。关键就在于，早期的相声，和其他任何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能够用丰富和真实的手法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演员可以随意自由的探寻中国人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文化的光辉和黑暗的一面，表演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的荒谬，无论是官场上的还是市井中的，给观众带来欢乐。总之，相声曾经能够讽刺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黑暗的一面。但上世纪中叶的某个节点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讽刺，是如何从相声中缴械的？

“你能说清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忙着戴上助听器的老漫画家方成，拔高了嗓门学着——1979年的一天，老朋友侯宝林来到他的家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大半辈子都活在相声舞台的相声大师，难道不懂幽默？

“他懂。他抖的是真包袱啊。可他在理论上讲不了。他着急，他发现一些相声演员不懂得幽默。”

方成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画漫画，他也是顿时语塞。打那起，他下定决心非把“幽默”掰扯清楚，这一研究就是30年。

“幽默里有一种叫讽刺。凡是讽刺都是幽默，是用幽默的方式骂人。”

“现在的相声有讽刺，但是不多。为什么？就拿我们漫画似的，漫画主要是搞时事评论，别的国家能用漫画点评总统，咱们行吗？所以漫画都去开玩笑了。有人还专门把幽默当成了滑稽的东西。”

老人说话时，宛若现代的相声近在咫尺。然后他想到了一人，“那人叫何迟，他以前写过一出相声，名叫《统一病》。”

两段相声 不一样的命运

“何迟倒霉就倒霉在这出段子上了。”提起何迟，天津老一辈相声艺人都如此说。

1956年，眼见中央提倡文艺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迎党外人士给党内提意见，形势红火。

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

“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正当天津庆祝社会主义锣鼓喧天，四方鞭响之际，何迟又乘胜追击，头脑冷静地针砭时弊，一气呵成写就了《统一病》。

“《统一病》就是讽刺那会，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说。

“我是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在文革中折磨致残的何迟，后来躺在床上对人苦笑。

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上中宣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

据说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天津曲艺学校的楼后，简陋的宿舍里，田立禾说话俏皮，“何迟不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脑子就是文件。”

他眯起的眼睛里清晰浮现，1958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各地相声演员纷纷上山、下乡、下厂，编演了一批以歌颂为主的相声，备在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上演出。

也是那次汇演，让歌颂与相声的讽刺、娱乐功能形成三足鼎立。

汇演地点设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李锦田，艺名小立本，他和捧哏杨海荃在中场说起了相声《社会主义好》。

“顾名思义，就是这也好那也好，产量上翻几番。他基本使的是贯口（整体背诵），很见功力，火得不行。

“周总理就坐在第七排中间，等他说完后，亲自上后台接见。小立本个儿很矮，不是孩子看似孩子，可能总理还抱过他。这往后他平步青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晚的压轴戏本是马三立与赵佩茹的合说相声，“那段子算是泄了气。马老以后也是一泻千里，这就是命运。”田立禾摇晃着花白脑袋。

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