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读毛泽东札记（解读毛泽东读书做人与治国理政之道）》 作者：陈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见，毛泽东在30岁的时候，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在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看不出一定之规，常常是一个人上来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换人来干。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总体上既有淋漓尽致的热情探索，又有众声喧哗的极端争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艰难选择。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共早期领导层在领导能力上打些折扣。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道：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怎样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体制，也就是说，那时候一群年轻的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对自身领导人的选择还缺少成熟的机制。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入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但他们却又显得很自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毛泽东比这批人年龄大一点，但那时的个性也是针尖对麦芒。1924年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同陈独秀有意见分歧。1929年在红四军七大上，他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被选掉，除了因为红四军领导层意见分歧很大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感觉他有家长制作风，脾气大，于是转而选举28岁的陈毅。红四军八大通知毛泽东开会，毛泽东表示，是非问题不解决，就不参加会议，写信说要打倒八面玲珑的陈毅主义。前委据此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令他马上去开会。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过当时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讲到中央苏区时期有一次和毛泽覃争论，气急处举手就要打，毛泽覃说了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对他触动很大。不少亲历者在回忆中都说到，毛泽东的这种性格是在遵义会议后开始改变的。

中共早期领导层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因路线之争而形成的宗派主义风气，这种风气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主要领导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党内虽然也常有意见分歧，但宗派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这些到各地组织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还在苦苦探索，难以对中央决策发挥影响。在中央，则先后有三拨左倾领导人主持工作，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一拨，主要是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被称为青年共产国际派，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很了解，在各个根据地也缺乏根底。他们统治中央的思想武器和决策指导思想，主要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句。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反映在组织路线上，就是搞宗派。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在一些重大危机面前认识不统一，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搞宗派，则常常通过所谓反倾向斗争来更换和选择领导人。应该说，这种做法多少是从苏联党那里学来的。王明这批人此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便耳濡目染了苏联党内斗争风气，并以此方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搞宗派斗争，介入学校内部的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的争论，一会儿反托派，一会儿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会儿反浙江同乡会，并逐步在莫斯科的中共成员中形成了被称为二十八个半这样的群体。他们回国后，当时没有任何优势，唯一的优势是拼所谓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