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邓宝珊

邓宝珊与我父亲孙白琦虽是姨夫和外甥的关系，但年纪上的接近和当时所处的时局环境，使他们更像是同事或幕僚。

自1938年起，邓宝珊四次路经延安时，都受到中共方面几乎是全体军政领导人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多次邀邓宝珊单独作竟夜之谈。这一切，不但触动了邓先生的内心世界，也使邓逐渐地接受了毛对时局的分析、判断和主张。故邓每次从延安回到三原(县)家后，都会立刻邀请父亲孙白琦及友人杨明轩、续范亭等人小住数日，促膝相谈在延安同毛主席长谈后的感触和受益。慢慢地，我父亲对抗日局势和国共合作的前景更加开阔了眼界，更加成为了时代中人。

1941年6月30日，住在兰州的邓夫人崔锦琴及二子一女，因遭日军飞机轰炸，震塌防空洞而不幸遇难。噩耗传来，邓先生心如刀割。但，以国为重的邓宝珊将军仍坚忠职守在抗日危急地区榆林，只派请了其外甥——我的父亲孙白琦自西安赴兰州，代表邓先生办理丧葬事宜。可见邓先生与父亲孙白琦的亲近和信任关系。

1946年，父亲孙白琦以十一战区少将参议身份，乘陈纳德飞虎队飞机从西安调回北平，任职市政府参事，在北海公园前门的团城上班。1948年底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谈判期间，父亲利用其职务之便或在北平的人际关系，多次协助邓宝珊将军奔走联系，特别是邓先生不便穿军装外出时。一次，为遮人耳目，他们带着只有4岁的我做幌子，以郊游为名，乘坐一部深色的轿车从我家——孙家坑51号出发，经西直门检查岗后，去了香山樱桃沟方向。

对我这个4岁的孩子来说，既没有像想象中的郊游那样去下车玩耍，也没有像去做客那样的好吃好喝，只能是坐在爸爸两腿中间，一直睡了个来回。至于他们是否下过车，与什么人打过交道，我都不得而知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在汽车里，翻出一块白色布头(其实是一块白手绢)，把副官王焕文吓坏了，一把抢了过去，但又怕我哭，赶快塞给我一块棕色长方形的硬块糖(美国军用巧克力糖，并不太好吃)。后来才明白那白手绢应该是接近解放军防区时用来做招幌当白旗用的。而那一次所谓的郊游，又是我的父亲在利用职务之便和人际关系为当时北平的和平谈判在做疏通联络工作。

兵临城下，炮火围城的北平局势，早已使邓将军在北平的各界友好、军政官僚、社会名流，甚至中共方面有关人员等，无不假以各种借口事由，来到孙家坑51号探访邓将军，打听消息，商谈局势。这使得孙家上下忙于接待应付各界宾客。一时孙宅大门外虽不致车水龙马，但前院客厅“高朋满座”，宾客接连不断的现象倒是经常发生的。

为使来客目的平淡化，避免引起军统特工注意，我大哥孙华岩搬出父亲从法国带回的电影机，和五姐孙华凌、小哥孙立言轮流在客厅试着为客人放映动画电影。同时家中也不时举办家厅舞会，既使邓先生自然而又无风险地联系北平社会各界，亦能遮掩军统耳目，以策安全。孙家坑51号俨然成了一个“地下社会资讯交流中心”。

多年后，母亲、姐姐、哥哥仍能回忆起那些宾客:齐白石、傅作义、徐永昌、庞炳勋、孙连仲、马法五、马占山、李文、石觉、郭景云、周北峰、邵力子、傅学文、张治中、姐姐的证婚人熊斌、何思源、傅冬菊、刘经霖、刘灵子、尹文堂、毕春兰、宋佩芝等，以及后来才知道的中共地工人员多名。

一次，梅兰芳来我家看望邓先生，在大门外被街坊四邻看到，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想一睹梅先生的风采，竟致孙家坑胡同交通堵塞，最后，只得请来警察，才将交通疏散。

北平解放后的孙家坑51号

和平谈判成功后，来孙家坑51号看访邓宝珊的客人就更多了，大部分是解放军方面的领导人或高级将领，如叶剑英、林彪、陶铸、聂荣臻等。以及华北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社会名流等。

1949年8月，邓宝珊宴请周恩来副主席的家宴，就设在孙家坑51号孙宅的东屋餐厅。宴会由傅作义和南汉宸作陪。周副主席来到家中后，先走到北屋看望了孙岳的夫人——我的祖母，以表示对邓先生和孙宅家人长辈的尊敬和谢意，很是周到。

邓团子姑姑

自1941年邓夫人崔锦琴与二子一女在兰州遇难后，仅留下大女儿邓团子，寄居生活在北平孙家坑51号大姨崔雪琴家。得知她的身世和不幸遭遇，全家人对她无不关爱备至。我的姐姐虽与她年龄相仿，但都称她为团子姑，我最小，为显亲近，更爱称她“团姑”。

团姑为人聪慧，精明能干，懂大事，明道理，让邓先生非常喜爱，所以外出时经常携带团姑同往。有时甚至出席正式场合或会见重要人物时也带团姑出席。那时的团姑虽稍大几岁，但懂得事情就多许多了。在尚未解放的北平城内，和她的亲密友人宋佩芝小姐已经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在孙家坑51号内，高唱起了新时代的革命歌曲:

如今的世界皆(音改)不同啊，越是哪好人越是穷那个越是穷哪！只有哪自己作主人哪，我们大家才能够

享太平那个享太平哪！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父亲

北平和谈成功后，因邓先生的关系，家中和父亲身边多了一些中共统战部门的朋友，只记得一位名叫徐冰，另一位我称他为段伯伯。父亲因属旧北平市政府高级军政人员，后来被叶剑英推荐到“华北革大二部”学习培训。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财政部任职。

1951年，父亲因患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由华北财政局主持，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了追悼会，后安葬于北京西山温泉孙岳陵园内。父亲的墓碑上写着:

孙白琦(1905-1951)河北高阳人，孙岳(禹行)将军之子。毕业于保定育得中学，法国南锡大学，曾任国民政府陕晋税务管理局局长，第十一战区高参，北平市政府参事，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1951年去世。应周恩来总理嘱，邓宝珊将军主持安葬于此。

邓宝珊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返回兰州，任甘肃省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