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发布过《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议》(起草者是胡风先生)，该决议对“附逆文化人”定义的最后一项有 ‘‘其他不洁人物”的提法。我一直认为，“不洁人物”四个字简直就像是为张爱玲“量身定制”的。试想，还有谁比她更合适这一衣冠呢?

只要想想胡兰成，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大奸逆吧!那么，死心塌地地硬要依附在胡逆身上的张爱玲，还不是一个“附逆”?我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张爱玲非汉奸是附奸》，作者大概也是这样的看法吧!

看了《小团圆》后，我对张某人的“人品”的“认识”，更深刻了。

《小团圆》一开始写到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学校里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却只有九莉(张爱玲的化身)“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不止如此，她心里反而还“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按，这样的文字，我们只在《小团圆》的性高潮描写中看到过)，只不过不敢太放肆了，“ 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随后，她就公然对人说:“我非常快乐。”看到这里，我简直惊讶万分。

网上有张迷解释说，她当时那样感到快乐，只是因为可以逃过学校的大考。天哪，难道一场考试比疆土沦丧生灵涂炭还重?

就算张迷的解释说得通吧，那看下去，后来当邵之雍(胡兰成的化身)告诉她“二次大战要完了”时，她竟然“低声呻吟了一下”，说:“希望它永远打下去。”这样丧心病狂的话，连邵之雍也大为愕然。但她说，是因为要跟邵某人在一起，因此“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请问，这样的女人哪里还谈得上什么“ 良心”!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的时候，凡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穷富智愚，无不欢呼雀跃，激动万分。但《小团圆》说她“被炮竹声吵醒了，听见楚娣说日本投降了，一翻身又睡着了”。她不但毫不兴奋，嗤之以鼻，甚至在《小团圆》中竟然还有两处把抗战胜利这一年称为是她“失落的一年”!这种与全中国的老百姓截然不同、绝对异类的心态，冷酷得可怕!

《小团圆》赤裸裸地宣称“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污蔑爱国主义的言论“总是遮羞的话”。因此，它总不能被称为进步作品、伟大作品吧?

以前，我对于张小姐与胡兰成的勾搭成奸、乱世孽情，总以为那很可能是她上当受骗，当时她年纪轻。我也总想持有一点现在很多人宣传的“理解的同情”。但这次看了《小团圆》，里面明明白白地写道，她与胡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醒、非常主动的。在见面前，她就知道对方“是个汪政府的官”；见面后，竟觉得胡“像个职业志士”。她坚定地承认“她崇拜他”。她不仅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有“法律上”的“正式的太 太”，且不止一个，而且她当时就知道蝇营狗苟腼然姘居的他们“根本没有前途”。

《小团圆》甚至还说，“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这更让人目瞪口呆!一切想为她辩护的人，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话头来为她辩护?

现代一切成年的心智正常的文明人都知道，如果明知某个人是罪犯而帮助其逃匿，或者为其提供财物，或者包庇而不举报，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判处这种犯罪行为人以管制、拘役或徒刑。

胡兰成是中国国民政府通缉的汉奸和罪犯。从《小团圆》中可知，最早正是张爱玲主动提议胡兰成:“你能不能到日本去?”但日本当时已经为美军占领，怎么能去?她这才无奈地承认“自投罗网，是她胡涂了”。接着，她又坚定地对胡说:“我要跟你去。”并说:“我现在也没有出路。”甚至还提出:“能不能到英国美国去?”可见，她是完全站在与国家、与法律绝对对立的立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