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军屠杀暴行，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作品写道:“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听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一块用来做饭的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平尾一等兵等人只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便一齐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小女孩活活捅死；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

作品对日军在南京下关长江边大规模地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这样写道:“挹江门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败残兵以此为溃退的唯一的门，逃往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可渡的舟船，没有可逃的陆路。他们抱着桌子、圆木、门板，所有的浮物，横渡浩渺的长江，向着对岸的浦口游去。其人数凡五万，在已呈黑压压的江水中渡行。而正当对岸已可见时，等着的却是先已到达的日本兵！机枪鸣叫着开了火，水面像被雨水打得起了毛。回去的话，下关的码头等待的也已是日本军的机枪阵。——而对这些漂流的败残兵给以最后一击的，是驱逐舰的攻击。”

对日军奸淫妇女，作品写道:“他们迈开大步在街中走来走去，像猎犬追兔子那样到处寻女人。……他们每个人都像帝王或暴君那样恣意妄为。而且，如果在大街上达不到目的的话，也会到城外的民家去。……勿庸置疑，在这样的感情支配下，什么道德、法律、自省、人情，都不起作用了。”

对日军抢掠财物，作品写道:“战士们的心情很好。在（中国）这块大陆上有无限财富，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这一带居民们的所有权和私有权，就像野生的水果一样向着士兵们的所求开放……”

石川达三揭示的日军的种种暴行是如此真实而鲜活。事实证明，它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典型的真实的写照。石川达三后来说:“国内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

石川达三还深刻地揭露，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日军士兵们逐渐失去人性，变成了暴虐的恶魔。作品中的几个主角人物，本来都是日本普通的甚至是善良的老百姓:笠原下士原是个农民，近藤一等兵原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原是个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原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随军僧片山玄澄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入伍后，在侵华战场上接受了日本当局灌输的法西斯思想，就都变成了残暴的野兽。仓田少尉“已觉悟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练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日益麻木，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 ’。”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随军僧片山玄澄本应是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乱放，感到无比的愉快。”

但就是这样一部讲了一些真话的作品，一出版立即引起日本当局的震怒。此作品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石川达三也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1938年8月4日，石川达三与《中央公论》编辑、发行人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罪名，受到日本当局的起诉。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判决书称他的作品“记述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紊乱安宁秩序。”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事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第一起也是最后一起“以笔取祸”的事件。石川达三本人也在“忏悔”后，加入到为日本侵华战争唱赞歌的“合唱队”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