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与“辩护士”

面对日军在南京长达40多天、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数百名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有不同的态度与反映。

如前所述，日本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因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他们抢先报道日军的武功与胜利捷报；而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大屠杀时，他们又自觉充当 “辩护士”与“粉饰工”。他们对亲见的日军大屠杀的暴行，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或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

1937年12月20日，在日军大屠杀的疯狂日子里，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将日军大肆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告诉《朝日新闻》的一位日本记者。那位记者竟回答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吉就此事感叹道:“如何去评说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在战后回忆与忏悔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态时说:“南京大屠杀后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惊。当时处于硝烟、尸体和血河中的我，由于一时的‘责任感’，对战争这种行为的错觉，以及对国际战争法的无知，尽管是件耻辱的事，却仍没有感觉到。目睹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睹过屠杀。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与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便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理，就会闪出嗜虐心理。”

这正是绝大部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诗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理状态。作家杉山平助于1937年12月27日来到南京，12月31日离开，前后在南京采访了5天。当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中。这位亲临现场的日本作家看到了日军大屠杀造成中国难民尸体塞道的悲惨场面。他在所写的一篇题为《南京》的随笔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我说，虽然战争已将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

更为恶劣的是，这些随军记者、作家中的一些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也加入到抢劫财物的行列中去。《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曾连续写出所谓“百人斩比赛”多篇报道的浅海一男说:“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他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 浅海一男就两个在南京采访的日本记者的行为发表感慨，其中一人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另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浅海一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 许多报社的联络员更是十分活跃。“所谓联络员，是在战线上投送稿件、给记者和摄影师运送粮食的人。哪个报社的分社都有几个联络员。”他们做起了套购日军手中大量抢劫来的法币的生意。“一旦从军报道部领到联络员臂章，就可在战线上自由走动。不少人利用这种方便，从前线的士兵手中套购法币，或拼命搜集古董。战场居然也是一个挣钱的地方！”

担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也对日本新闻记者参与抢劫与贩卖货币作了记载，他写道:“最恶劣的是抢劫货币。部队中有以中央银行纸币为目标，专门抢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而且相对于美元来说，中央银行纸币要比日本钱值钱，因此要送到上海兑换成日本纸币。新闻记者和汽车驾驶员中有不少这类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为生的掮客。”

当然，这些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的主要工作与作用，还是在新闻传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