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苏区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亲历过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之苦，遵义会议上批判李德因自己资格不够未能参加，现在正好有机会要把这个“洋顾问”瞎指挥的混账事全部抖落出来。

“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呆过的，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还会什么?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刘亚楼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气愤，从军事指挥到生活作风，从控诉到责问。“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训人，连我们朱总司令你也敢骂?”

李德很狼狈地说:“我忘记了，我印象中并没有骂过朱德同志。”

刘亚楼针锋相对道:“你还想抵赖!你骂我们总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连忙辩解:“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什么鸟顾问，只会找女人，在‘独立房子’里逞威风，上了战场竟是草包一个!”因为带着切肤之痛，刘亚楼的嗓门大了，火也旺了。

会场上的苏联同志听了不以为然，认为骂人不算路线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任弼时马上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由周站起来说，刘亚楼同志发言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话带了火气，请大家谅解。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 “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最初决策等。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的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毛泽民发言中指出，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佛罗林对他摇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

接下来的会议，主持人让苏联和德国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也都发言，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但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他恢复原名奥托·布劳恩，被分配在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参加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著作翻译成俄文的工作。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一度从事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并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出版社，转而将苏联的政治、文学读物翻译成德文。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迫于政治气候压力，他不情愿地回到东德，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他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向中共发难，并在《地平线》周刊上陆续刊载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纪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他忽然病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其为“一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