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转任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回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送钱救命到中国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该情报机构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领导层，都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但足，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并不知道“佐尔格小组”的真面目，而是一概视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联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共党内以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代表名义，对社会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兰，绰号“牛轧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国女佣。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并传言将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周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这是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当时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活动经费为2.5万美元。佐尔格当印报告莫斯科，请求自己所属的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同志。为确保万无一失，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两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 “他们两人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各自携带2万美元现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呼吁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作为秘密交通员之一的奥托·布劳恩，即稍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苏联军方情报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即牛兰，引者注)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辞地将鲁格说成是共产国际驻在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这个苏联军方情报小组成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俄国人，所持护照也不是真实国籍证明。他们来到上海后，不仅在社会上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或职业作长期居住的掩护，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也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作掩护，那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