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顾问的由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Ewert，又称艾佛尔托)一起，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坐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安排，补选了中央委员，并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6月15日，牛兰夫妇在自己的住处被捕。6月22 日，向忠发在静安寺附近一租车行租车时被捕，并于次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 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为总书记。

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引者注)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全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9年2月，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远东局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以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共及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以及无线电通讯和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其三是军事顾问，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先后有:

罗伯特，又称埃勒斯、“德国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离沪。作为远东局正式代表，主要负责政治部工作。其间，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间，主持远东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兰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远东局秘书身份负责组织科工作，远东局的具体负责人。曾操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米夫到上海后，他的权力被取缔。1931年4月米夫回国后，“波兰毛子”再度出面负责。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工作后，才离开上海回苏联。

米夫(1901-1938)，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让留苏派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但他本人并没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参与远东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离沪回国，后来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处死。

阿瑟·尤尔特，又名艾佛尔托，1931年11月化名哈里·伯杰，持美国护照到上海，领导远东局内部围绕中国革命工作方针问题发生争论，1934年7月回苏联。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鼓动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的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习政治、军事和各种特殊技能，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还专门派出共产国际远东局长驻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几封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终于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他们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指示意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相一致。鉴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证明是错误的，加之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苏联方面一度停止了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便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几经磋商，斯大林最终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