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35年,他们一家9口跟随贺龙部队参加了红军,走上了漫漫长征路,最后只有3人活了下来;年幼的他流落藏区70余年,一个偶然机缘重回故里寻亲,演绎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
当地驻军和群众探望侯德明老人。邢珊瑚摄
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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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建军 邢珊瑚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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