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死后的九百年：他从异端到天才 从罪魁祸首到伟大改革家

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详细】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详细】

近代梁启超为王安石彻底翻案 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之下第一完人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有约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流，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详细】

陆游祖父赞王安石变法成就：国家拥有的钱粮不可胜计

在16年里，王安石就能通过“变法”的形式，裁并了一百几十个州县，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在政治制度改革上，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同时还减免税赋，兴修水利，打击官商勾结，限制市场垄断。到了元丰年间，已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详细】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成绩最卓著的学者，当首推邓广铭和他的门人漆浃。他们的研究贯穿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详细】

邓广铭研究最足以显现王安石风貌和形象的莫过于下列三个方面：(一)“‘三不足’精神”；(二)“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三)“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实践。【详细】

漆侠从三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首先，改革起了加强宋代封建统治和维护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作用；其次，改革起了调节封建经济诸关系一些环节的作用；再次，改革起了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变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财政有了极大的改善，西北边防有了明显的好转，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详细】

司马光评不加赋国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 其害甚于加赋

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估计是火了，“安有此理！”哪有这个道理呢，拿眼瞧王安石，幸好王安石近视眼，没看真。下面的一段回答则在历史上相当知名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乃桑羊弘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岂可据以为实？”【详细】

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个北宋历史上的重量极人物，第一次当着皇帝的面，公开交锋。话题由皇帝该不该破费给臣下赏赐引起，进而谈到经济改革问题。王安石认为，国家用度不足，财政吃紧，不是当今之急务。司马光反驳，国家自宋真宗末年开始，财政用度就出现困难，于今尤甚，怎能说不是当今之急务呢？【详细】

北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学派。因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故名。主要人物有王安石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雱以及吕惠卿、陆佃等。 【详细】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科举考试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详细】

王安石的农业改革并没抑兼并 反而牺牲了农村活力

所谓“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农民从政府那里借得二分息的青苗钱，虽能应一时之急，但其产出仍不足以还本付息。况且，以钱纳青苗之本息，又增加农户的额外负担。显然，青苗钱贷放的结果只会使农民陷入债务困境而不能自拔。韩维曾对神宗言：“近日畿内诸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贷。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可见一斑。从制度设计上分析，不难发现青苗法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济困助贫。【详细】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府打着抑兼并旗号实行商业垄断经营

他认为：“市易法的颁行，原是为了解决宋神宗时代财政开支扩大的问题，由于王安石以义理财思想，使其在立法时表现出摧制兼并的外貌。然而社会政策只是市易法阳宣的一面，财政政策才是其阴伏的真正本质。”笔者个人完全同意上述结论。中国古代官府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压制和摧残，自然也是一个造成中华民族落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详细】

王安石的改革实质：官府自为兼并的国家资本主义 加剧了社会矛盾

王安石把“管桑之术”那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当时财政困窘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错误地认为国家是公正无私、完全代表百姓利益的机构，因此国家实行轻重之术不会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致使他急功近利地走向了“取天下之财”的道路上，他的变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明显的敛财色彩，极大地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因此，新法不但没有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以致民怨沸腾。【详细】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漫长的“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神宗的皇太后)任用司马光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幼年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变法”不是煎饼，可以反复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煳味。【详细】

“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的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目的都好，改革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详细】

不考虑民众的改革不管设计的多么周详，推动者如何费尽苦心，其结果都必然是失败的，例如王安石变法。 【详细】

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像王安石那样一味的蛮干，焉能有不失败的道理？ 【详细】

王安石变法：强化了本来虚弱的宋朝君权

在政治体制上，宋初确立的文明体制虽有局限性（例如事权分散、效率低下），但仍有其合理性（分权制衡、权力制约等），变法改革却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局限性而遏制了合理性。例如，变法中君权反而强化，元丰改制以《唐六典》为蓝本，则是退到唐代文明体制上去，不仅看不到宋代开国体制中蕴涵的合理性因素，官员素质的“劣化效应”反而进一步制度化、合法化。而保甲法的负面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专制政府奉为至宝。【详细】

对“祖宗家法”的把握，需要区分不同的时段，区分行动的群体，即便是同一群体甚至同一个人，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对“祖宗家法”的认识、阐释也会有所不同。【详细】

自真宗起，就有一个对“祖宗”形象塑造与“祖宗家法”神圣化的过程。仁宗是第四代皇帝，当时从范仲淹到司马光等名臣从未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但到了第七代哲宗朝，仁宗已俨然升格为“祖宗家法”的化身，以至范祖禹要求哲宗“专法仁宗”。【详细】

“祖宗家法”并不是一种固定具象、条目清晰的实体；而是诸多规定背后起制约作用的一种轨范，一种反映宋代制度文化的精神性内核，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一种理念。随着时代推移，尤其是从北宋后期开始，百来年的前规后矩相继纳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内容十分驳杂庞大，外延边际也越发模糊。这一提法受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解释、不断更新再造之中。【详细】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相提并论。 【详细】

两者为何评价不同？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详细】

两者改革策略比较

王安石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却所用非人。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