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通货币

近几日，“HD90”编号假币、银行验钞系统升级之类的新闻铺天盖地拥堵各个媒体，争相报道，从一元硬币至百元大钞，造假和打假从未停止过对抗，并且始终处于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相互不断升级的格局。

从古至今，只要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有冒险罪恶伴随发生。我国古代自宋朝发行纸币开始，制造假币的行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获的一起伪钞案中，一次性起获假 币30万元，参与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显呈规模化、团伙化倾向。元代铅山州(今江西铅山县)素以制造假钞闻名，吴友文所造假钞远至 江淮、燕蓟一带，他本人也以伪钞致富，豢养打手，常派人威胁告发他的人，甚至与官府中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对抗。

面对如此嚣张的伪钞犯罪活动，历代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防伪措施，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种:

一、严刑峻法，奖惩并行，严禁伪币的制造和流通

古时针对民间的货币作伪，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的严厉惩戒来遏止作伪者的不法行径。太祖乾德元年(964年)七月颁行的《宋刑统》中规定:“诸私 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具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后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又下诏:“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鎉钱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 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铸者弃市。”对于私铸铜钱者，不计铸造数量的多寡，皆处以死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 ”，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限外犯者之有差，私铸之人作法处死”。南宋时期，由于铜的产量锐减，为了确保现有的铜材，对私铸铜钱者的处罚更 甚，除“私铸钱者绞”之外，对于相关失职人员亦有轻重不等的惩罚。再后来，随着纸币的出现，铸币额锐减，这时的纸币已经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其行用量大 且广。和铸币相比，纸币作伪更易而获利更丰。因此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伪造，并进一步加重对违反者的处罚。当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律，并增设了支赐陈告 人的奖赏制度。具体说来就是惩罚伪造、包庇、转用伪币者，处分失察的官员和乡耆；奖赏告发人和自首者，奖励查获伪钞的官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定伪造会子法规定:“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宋代规定告发者赏银千贯，金代规定赏银三 百贯，元代规定除赏钞五锭外，还将犯人的家产全部赏给告发者。在这些奖赏之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作用。此后，政府对会子法还进行 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这些都是政府贯彻“严刑峻法，奖惩并行”原则，以严厉打击私铸伪币者的最好体现。

二、严格管制币材以杜绝作伪之源

铸造钱币需要铜、铁、锡等金属材料，制伪钞则需要钞纸。北宋时期，庄绰就已经指出货币作伪在于“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铜 源，盗铸者就会有足够的铸币资源，为了从源头上制止作伪，政府就应该采取禁铜、榷铁以及垄断钞纸等措施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时控制币材的具体措施就包 括:禁止民间私自开采和冶炼原铜、私相买卖铜料、铸造铜器出卖等等，其目的在于截断不法之徒的私铸之源。宋代时期，民间铜器制造业不断发展，因此一些铜器 作坊商就借此机会私铸铜币以牟取暴利。为了集中币材以供宋朝政府铸钱之专用，根据《宋史》卷180《食货下二》的记载，宋朝法律就规定:“凡山川之出铜者 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也令江南诸州官府所处贮杂钱:“每贯及四斤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 其法。”

宋朝时期还规定，宫廷寺观法器、军器、铜镜、铜锣等铜制金属品均由官府制 造出售，民间不得自造，凡不宜官造的器物，如铜钟等物，则由有关方面提出申请，获准之后在官府派员监督下方可铸造，至于门上铜钉、铜饰等铜制品则一律禁 绝。通过上面这一系列的措施，宋朝官府收缴、集中了私人手中的大量币材，有效、充分地垄断了铜源，强化了它的货币管制制度。

精选币材纸币最 早出现在四川，当地官员在与制造伪钞活动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认为只要在制造印钞纸上多下功夫，选择一般人难以伪造的特制纸，便可有效地防 伪。为此，他们制作了光亮洁白、经久耐用精品纸专门用于印钞。史书记载，“钞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苛，民欲为伪，尚或难之”。朝廷的一些定点纸局所造 纸张比不上川纸，因此，川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印钞纸专用纸。这种纸张只许印钞，不准民间采购，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防伪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