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家:作别农业社会余晖

没有文字资料证实凌瑜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但当地的老人说，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来为他送行----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在这里的知青----在大雨中，那些“年轻的娃娃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想妈妈了”。

美丽的西双版纳，并不是我的家。很多知青说，走进东风农场，这个念头就开始出现。

当地老人回忆说，当时的农场，除了名字有点时代的气息之外，更多的地方仍然趋于原始。

绵延的群山和苍翠的树林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妙的景色，而是生产活动中的艰难——当地人说，在一开始的时候，知青们就是靠着刀砍斧凿，一步步搭建出农场的雏形。

在这个环节中，这些还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双手搭起窝棚，种下橡胶，开出公路，建起水坝——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向这些边境之地释放出一个信号——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信念是最大的驱动力。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正如现实残酷的展示出来的一样，很多事情并不是“东风吹，战鼓擂”这么简单。一位当时的知青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来相信信念可以战胜一切”。

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而在有关这场运动的正式文献中，有记述证实，知识青年下乡并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安——“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后来，有知青在文章中描述，自己“似乎正在被这个时代抛弃”。

而此时的凌瑜已经没有办法亲自回忆自己的过去。1970年的3月15日，天降大雨，凌瑜突发重病。他的战友回忆说，“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两天之后，凌瑜因为中毒性痢疾死亡。

没有文字资料证实凌瑜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但当地的老人说，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来为他送行——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在这里的知青——在大雨中，那些“年轻的娃娃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想妈妈了”。

然而，对于这些知青来说，凌瑜的死只是一个开始。

在没有丝毫改观的环境中，毒蛇、瘴气、意外事故都成为他们的敌人。最终，仅在东风农场一地，集中起来的知青墓地中就有71座知青的坟茔。而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意外或者工伤死亡的知青数目也在持续增加。

也就在此前后，越来越强的幻灭感在知青群体中出现。尤其是在“文革”中后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个国家有可能往一条更好的路上发展。于是，回家的念头开始萌发。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央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但这只限于部分幸运儿。

事实上，有部分人采取了曲线回城的道路——参军、读大学、招工等都是一些可以的方式，也有一些知青选择了装病，甚至是自残的方式，来达到回家的目的。

但更多的知青只能默默等待政策松动的那一天。

1978年11月，距离东风农场百余公里的橄榄坝农场，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为救治不及时导致的产后大出血死亡——这个事件在几天之内迅速恶化为一场游行。

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上万名汇聚于此的知青打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并组成请愿团往昆明往北京出发——事态更加恶化，前往昆明的知青采取了绝食、阻断战备铁路等各种手段来唤醒中央的注意，他们喊出了“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

而到了1979年元月，政策最终获得松动。在云南的相关决议中，这场运动最终以“不愿意留下的，统统走”作为句号。短短三个月内，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90%以上。至次年，仅余3200余人，不足原总数的3%。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而在之前一年，已经有知青借助恢复高考的机会获得了回城的机会。

但更多的人，并没有获得读大学的机会。他们的浮沉成了一个时代的痛楚。还有一小部分知青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家，他们守望着不是故土的故土。

收割的季节:一个时代的回望

几乎每一个农场的老人，在回忆起这些知青时，都会说“我们当时条件差，亏待了这些娃娃”。

大潮退去，凌瑜仍在远方。

越来越多的知青战友们开始回到家乡，只有凌瑜的墓地仍在东风农场三队的山上，远远的眺望着公路。那里可以回城。

从1968年到1979年，整整十年。对于很多年青人来说，这就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然而，他们无从抉择。

文字记载说，蜂拥回城的知青们给原籍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安置压力。很多知青所谓的回城往往就是换得一个户口，工作其他什么都没有着落。

但生活仍需要持续。于是，这种源自特殊历史背景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今仍在发酵。一个知青学者说，我们几乎用一代人的时间来验证“激情退潮后的孤寂”，还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来偿还历史的负债。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经历的苦难并没有压垮这些曾经激情无限的年轻人。他们用更加努力的姿态来进入这个社会。

一位知青说，“我们被抛弃了十年，只能用更短的时间回到社会”。于是，在国外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文献中，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开始出现——知青运动落幕前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这一群人。

有文献如此形容，知青大学生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中国“可怕的两届半”。所指的也就是1977/1978年两届大学生，而1979届大学生因为开始限制高考年龄，所以只能称为半届。

这份文件的结论说，这两届半“可怕”，是指他们力量巨大，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入学，直接促成了中国高校体系的学科梳理和完整化，成为文化接力棒的重要传递人；从社会影响来说，他们身份特殊，受过多年马列主义教育，通过亲身经历对中国建国以来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感受与反思，能适应最正统的思想，也有叛逆精神，渴望除旧布新，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能量与活力，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显著而深远。

而在不久之前，一本选材自那批大学生事迹的名为《七十年代》的书籍也在热销。作家李零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这句话被印在了书籍的封腰。

而有关知青记忆的书籍一度也成为一个特殊的类型，有人将之称为“伤痕文学”。作家梁晓声说，“因为经受困难，所以我们写作”。

但更多的人没有机会来说出自己的经历。他们仍旧在时代中蹒跚前行-----无数的知青在回城之后，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只能选择最低端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毫无疑问的处于社会的底层。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因而，在这些年中，有关知青的话题注定会引发争议。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但很快会被另一些伙伴攻击——“你无悔，你继续待着啊，回城干嘛”。

“即便是‘青春有悔’也不是我们的罪过，”一位回城知青说，“一个宏大的时代展开时，身处其中的人无所适从，只能跟着大潮前行。不是灾难，是命运。”所以，更多的人选择顺从宿命。

但对于他们曾经在此抛洒青春的东风农场而言，这些知识青年们改变了这里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农场的历史上，永远都写着这么一段话，“无数知识青年，先后来到这片热土，贡献了血汗、青春、智慧，乃至生命”。

几乎每一个农场的老人，在回忆起这些知青时，都会说“我们当时条件差，亏待了这些娃娃”。

去年12月，东风农场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多支农场派出的寻访队伍奔赴各地，邀请那些在此工作的知青重回农场。

他们当年种下的橡胶林已经迎来收割的季节，那些他们搭建的窝棚已经变成永久性住宅，农场的工人回忆说，回来的老知青们哭声一片。或许为了变化，或许为了宿命。

在更早的时候，东风农场将牺牲在这里的知青墓地集中起来，修建了一个名叫“龙泉公墓”的祭拜场所。71座知青的坟茔位于这里的高档区。每年清明的时候，总是会有家属前来祭拜。

凌瑜的坟墓在公墓的第一排，是少有的几个镶嵌有照片的坟茔。上面的他，依然年轻。

但有很多知青坟墓至今无人来看望，可能亲人们都不知道他们长眠于此。他们留下的，往往只是一个名字。没有照片，没有文字。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他们的故事正在慢慢过去。或许有一天，和他们青春有关的这段历史，最终会成为故事。而故事，也会变成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