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一段有关青春和忠诚的记忆，但更多的人说这个庞大的国家用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来重新定义关于人和知识的命题。

本报记者 杨 磊云南西双版纳报道

那个叫凌瑜的年轻人最终没能回到北京。

无数个清晨，当依旧毒辣的阳光穿透密密麻麻的橡胶林，巡视着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山野时，他都不再醒来。

他活在属于他的墓碑上。嵌于其中已经发黄的照片上，这个年轻人无比稚嫩，头发黑密，眼望故乡。

他是知识青年。在中国，这个词汇拥有特殊的含义，泛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都主动或被动的被卷入一场洪流。在这个后来被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有1776万年轻人在“知识青年”这个统一称谓下，从城市下放到荒芜的原野，从北大荒到西南边陲，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几乎涉及了全国所有的城市家庭。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但直到现在为止，这场实验的过程被人熟知，但结论却无法明晰。

有人说，这是一段有关青春和忠诚的记忆。但更多的人说，这个庞大的国家，用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来重新定义关于人和知识的命题。他们离开家乡，投入激情和青春，最终却只换来了一段经历。

很多人的一生就此改变。诗人食指曾经描写了离家时的感觉。“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也是凌瑜的北京。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记载，1956年至1972年西双版纳农垦系统和农村共接收安置各地知青共56162人，其中北京知青3051人。

放宽历史的视线，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同样裹挟着青春和激情的躁动，出现在飘扬着红色左翼旗帜的巴黎街头上，出现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嬉皮士和民权之路上。

相异于巴黎和华盛顿的后现代性青春之歌，作为农业社会的一次回光返照，在通往乡村之路中，凌瑜牺牲了，成为第一个牺牲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在当地人眼中这个北京娃娃最终没能回家。

这是中国重回世界历史舞台后，追寻现代性的一出历史悲壮之歌，它让青春中国从此成熟且厚重。

席卷而下的辉煌:在梦醒之前

一位当年的知青回忆说，到西双版纳去的念头曾像一团火一样在心中燃烧，“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中，就觉得改变这里就是我们的使命”。

就像那个特殊时代的所有共同产物一样，东风农场的名字非常普通。当地人说，东风、红旗这样名字曾经占领了西双版纳的每一寸土地。但直到一群外地人的到来，才最终让这里成为有故事的地方。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最初的起源仍是有关革命。

《剑桥中国史》的表述说，上山下乡源自一群北京革命青年的串联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年轻人是一个激情而且矢志改变世界的群体，他们愿意为理想付出青春乃至更多的东西——在一次边疆之行后，这些青年意识到广阔的乡村似乎有可能大有作为，于是，他们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一份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

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在西双版纳的大勐龙地区，一个仍然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的森林地区扎寨。后来，这里周围的几个农场被统一合并为“东风农场”。

在知青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此注定了东风农场和西双版纳地区在中国知青运动中的特殊地位。

而经过当时媒体的大力宣传，北京“五十五壮士”事迹被称为一场革命的起源，标志着那一代中国人在对待革命问题上的认识高度。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1968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著名社论中，毛泽东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而事实上，在更早以前，有组织有计划的将无法安置的城镇应就业青年往农村转移，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但从1968年12月开始，这场运动正式席卷全国，并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从这个时间段起源，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城市家庭都不得不融进这场洪流。从车站到码头，送行的人潮激烈涌动。

诗人食指在他的诗歌里写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而作家阿城在他的小说《棋王》中的开头写到了下乡的那一幕，“车站乱的不能再乱”。各种记载都显示，这种场面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反复上映。从北大荒到云南边陲，从黄土高坡到内蒙草原，一代中国年轻人主动或被动的从城市迁居于此，试图在新天地里大有作为。

作为知青运动的标志性地点西双版纳，更是无数青年的彼时延安——一位当年的知青回忆说，到西双版纳去的念头曾像一团火一样在心中燃烧，“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中，就觉得改变这里就是我们的使命”。

根据东风农场的资料，在最高指示发布后不久，首批上海376名知青到达西双版纳。此后，大批北京、上海、重庆和本省昆明以及思茅、墨江的知青来到西双版纳。

但事实上，不管是西双版纳，还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做好容纳这些年轻人的准备。这是一场全国性运动，但缺少基础生活条件的储备——在后来的无数知青文献中，“艰苦”成为最普遍的形容词，这些前来的年轻人抱有无限的激情，但也容易被现实所击溃——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是毫无准备的被卷到这场运动之中，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就是一些娃娃”。

但趋势一旦形成，就再也无法回头。

此时的凌瑜，作为第一批知青，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在零零碎碎的记忆文字中，他的战友回忆说，“他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

而在当地人的形容中，这个沉默的娃娃因为背负着“父母都是右派”的压力，总是往最艰苦的地方前进，试图来证明什么东西。

这似乎是那一代人的共同宿命。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被动下乡，因而需要更加的努力来洗刷这些历史包袱，而更多的人只是因为生逢那个时代，而不得不上山下乡——这种现实最终构成了所谓的“社会实验”。

“1970年初，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家乡。1971年，我在当年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时将永远落户农村”，陈丹青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

东风农场的老职工说，在西双版纳，知青们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劳作之余，还要考虑自己的温饱。知青的住所极其简单，是用竹子编成篱笆，再糊上泥，盖上草顶，这种简易的竹笆房和竹笆床就是他们的栖身之处。干活时，他们还要冒着被毒蚊叮咬、被毒蛇咬伤的危险。

而更致命的是，他们除了青春，似乎再无其他。一位知青说，当自己的那一页户口从户口本上撕掉的那一霎，“我就觉得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于是，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知青们游离于社会的幻灭感始终存在。这也预示着这场运动最终不会取得什么成效。

很多年后，在一本知青书籍的序言上，作者用以下文字来缅怀自己的同辈人: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