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1949年12月，刘义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的易门。因为父亲过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从出生那时起，他的命运就注定要经历坎坷。

5岁那年，父亲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走，这是刘义有关苦难最初也是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就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永远都难以忘怀。”刘义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也是他到现在都对朱自清的《背影》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后来的文章中，“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成为刘义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子，无论是小说《崃兰山寨》，还是在长篇自传体文字《金三角悲歌》中，这个有些宿命的句式都出现在文章结尾。

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家人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从国家干部被转为饲养员，到养猪场劳动，直到后来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刘义刚刚15岁。

在母亲的坟前，年幼的妹妹天真地问：“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刘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革”使他再遭厄运。

像当时所有狂热的年轻人一样，刘义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跟别人一起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用实际行动洗刷掉家庭出身的污点。但一个朋友送给刘义的100斤提粮卡却将他再度推入深渊，罪名是“盗用国家战备粮”。

在接受审问时，被拷打之下的刘义因为错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说要杀了那些打他的人，对方问：“伟大领袖你杀不杀？”，他说“杀”。

“当时是书看得多了，讲话不注意，而且实在是被打晕了。”多年以后，刘义这样解释道。“反革命材料”被报上去后，军代表到镇上调查，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材料于是被搁置下来。

1968年，国家开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刘义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他实在无法承受在当地遭遇的折磨。所以，与别人哭天抹泪地离开城市相比，刘义是满怀激情地奔赴云南省一个叫甸心的地方，后来又转到了中缅边境的盈江县。

“在国内，我的世界是灰色的。”刘义这样告诉我们。

异国投身革命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跑到那边去呢？是一种革命的热情吗？”

“老家那边还要把我抓回来批斗，我就跑啊，能跑一步算一步。”

1972年，在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一纸通缉令却使刘义不得不再次做出人生的抉择。早前没有被立案的“现行反革命”，在通缉令中的身份成了“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

于是，33年前的一天，刘义在知青战友的陪伴下，从云南盈江跑到了毗邻缅甸的瑞丽，然后一个人跨过公路上的51号界碑，大步流星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我当时也有一点革命理想。在南坎参军的时候，看到红旗就好像看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革命激情就洋溢出来了。”参加缅共后，刘义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干，“活出个人样来”，因此才把名字由“侯景贤”改成了“刘义”，“我就是想堂堂正正做人”。

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无数的中国知青如飞蛾扑火一般投身到异国的革命，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辨别方向就被打死了。刘义所在的直属第二特务营是缅共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营，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无数，他印象最深的是冷山战役。

“当时先是跟独立军打，之后又和政府军打。”热带雨林里的下午，潮湿和闷热让他受尽了苦头。刘义记得，他先是和战友们一路唱着军歌朝目标相反的方向走出5公里，然后调转路线从深山老林中开出一条路返回，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赶到距独立营碉堡300米处才展开激战。

知青们一边在前线冲锋陷阵，一边还要忍受在部队中地位低下的现实。缅共部队中士兵共分为四等，虽然各种具体分类说法不一，但知青位列最末却是公认的事实。“那个时候没办法，打一步算一步，很多知青都死掉了。”当刘义谈到当时的处境时，除了无奈，更多的是一种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