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革委会”的日子

我们公社是1968年3月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我作为群众代表结合进了“革委会”，担任常委。随着“挖肃”运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株连，到后来，连日常工作也没人管了，都被抓起来“专政”了。很快到了年底，公社的军宣队到队里找我:“公社的那些领导都有问题呀，你是常委，请你到公社去主持工作。”我给他们解释:“我是知青代表，对情况不太了解。”我不愿意去。

1968年12月26日以后，军宣队又找我好几次，眼看拖不下去，我决定到外面走走，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和胡志坚到锡林浩特去了一趟，住在大车店，找到锡林郭勒盟“革委会”。有个“革委会”成员(我记不起名字了)说:“有个知青叫刘小布的，你们北京一块儿来的，他们那儿死了人了。自古以来中国有句话，杀人得偿命。”我当时就跟他争起来了。我说:“国民党害了那么多人，谁偿命了?你们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讲这话有点儿太早。”那时候就是想了解运动情况，当时看到盟里正批斗人，什么“内人党魁”啊、“内人党婆”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结论，只好打道回府。

转年1月初，军宣队又找来了，说:“曲折，你这人太不像话了，现在常委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还不去?”又给我说了好些大道理。去吧，这样我就到了公社。

公社当时领导运动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军宣队、工宣队和贫宣队，再有就是我和还没有被关押审查的其他委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情况。头一天四处看看，第二天看材料。一看，问题严重了!所有材料都是张三、李四交代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展了谁加入“新内人党”，有党章、党纲，还有活动，看的都是这些情况。但是我自己有一条原则:在执行上边那套指令的同时，也要执行政策。当时在公社“挖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张景业为首的梅花派，他们大打出手，严刑逼供。这大约和张景业的个人野心有关系，他说过，他要通过“挖肃”弄个县长当当。他需要“政绩”。

第一天到公社就看见公社招待所里关了一些人，走进第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女的在那躺着。我问怎么回事，他们给我介绍说，此人是前公社主任莲花。我问:“她是什么问题?”他们说:“内人党魁。”“现在怎么了？”“绝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家有孩子没有?”“有。”“把她家孩子叫来。”叫来了一个小女孩儿。我说:“你妈好几天没吃饭了，你知道吗?”“知道。”“给你妈熬点儿奶茶去，多放点儿奶。”那孩子走了。接着，我让人找到队里的女知青郑晓东，然后从拖拉机站找了拖拉机，对供销社的吴殿科说:“你们俩把她送到西乌珠穆沁旗医院，不要出问题。”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人是不能这么死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人一旦死了，将来谁还搞得清楚?自此以后，七八年没见过这个莲花。1969年5月以后，听说她率领队伍到呼和浩特市和北京上访去了。再次见到她是在70年代后期，她到呼和浩特市开会，住在小白楼，我听说她来了就去看她。她当时约我，回白音宝力格时一定要找她，然后我们一起骑马去看望那布其，可惜那时候我太忙，没抽出时间来。

那时我不住公社，经常回队里去。一次刚到公社，就听到有人大声惨叫:“哎哟，哎哟！”一开门，见几个人正在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金财，边打边问:“你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咣！”打人者上去就是一脚。我说:“你们出来一下。”他们说:“干什么?”我说:“你们怎么打人哪?”“哎，打人怎么啦?阶级敌人打他怎么啦?”我说:“这有政策呀，要文斗不要武斗啊，你们怎么能武斗啊? 而且说了不能搞逼供信哪!”他们说:“你站在哪边儿呀? 你跟阶级敌人站在一块儿，还是和我们站在一块儿?”我据理力争:“这不是跟谁站在一起的问题，我同意‘挖肃’，但是不能这么做。”结果他们弄来一帮子人，说我是“白音宝力格地区的高锦明，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候，高锦明实际上也是“左”的，有人却攻击他右倾。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是有错误、有教训的。当时各个生产队都在搞“挖肃”，生产队往公社报材料，基本上都是要求对张三或李四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上面下来的文件，对怀疑有问题的人，有70%的把握就可以报批。

由于屡遭“造反派”批判，对自己坚持政策的正确做法也曾产生怀疑。我不同意搞逼供信，自己不会去打人，也不会指使别人这样干。但动摇的结果，是对违反政策的行为不敢坚决制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我坚决一些，损失还可以减少。

我所在的公社，两派斗争非常严重，后果也非常严重，但在“挖肃”期间没有因冤案而死人，这真是万幸。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我去主持工作，公社发生的情况会严重得多。全自治区范围挖“新内人党”一共死了1万多人。1973年我在政研室调查落实民族政策情况时，也调查过“挖肃”的情况，一些地方和单位搞逼供信令人发指，多人致死致残，情况真是太可怕了!

滕海清、吴涛两位首长的“三七指示”(3月7日)即“挖肃已经扩大化，不要再挖了”的指示于3月9日传达到我们公社，公社的“挖肃”即停止下来，并陆续解除对一些人的审查，但没有平反。到此时，在公社起重大作用的军宣队、贫宣队等已撤得一干二净。到了5月22日以后，中央“五二二”批示就下来了，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犯了“扩大化错误”，要求给打成“新内人党”的人平反。文件下来后，6月7日，公社的平反大会由我召集主持，那布其参加了会议，支持了我。当时公社除了我，再没有人能组织这样的会。

可是，在平反的时候又遇到新问题:原来在“挖肃”中挖得比较厉害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公社信用社、供销社的员工，当时就躲到信用社里头，把大门锁死。围在外面的牧民、农民有200多人，不少人拿着钐刀、铁锨。我到公社就遇到这么一个紧急情况，马上要出人命了！你想啊，人们要往里攻打，里面拼死抵抗，怎么能不出人命? 这时我先做外边的工作，说:“你们给我时间做他们的工作，你们两边儿应该谈谈。”他们说:“那些人怎么处理?”我说:“不管怎么处置，你们首先应当认识到一点，过去他们搞逼供信是错误的，你们不能再用错误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样，先让外边的人从原地后撤20米。然后，我就进了信用社。一敲门，里面问:“谁呀?”我回答:“曲折。”一个人把门开个小缝，说:“进来。”赶紧把大门关上。进去一看，拿着棍棒、梭镖的人正从里面出来，能用的武器都拿在手里，有十来个人。他们说:“反正我们也活不了了，就跟他们拼了！”我说:“你们做得不对，过去做错了，现在应该认识错误。”他们说:“认识这些有什么用啊，那些人就是‘内人党’。”我说:“这样吧，如果你们能够承认错误，我觉得我能控制这局面，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行，你们是不是把门打开，一块儿出去，由我召开平反大会，你们都去参加。”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同意，但你可得保证我们的安全。”我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结果这些人一出来，就被门外的人押赴会场，推到主席台上低头弯腰。

礼堂能容200多人，由我召开平反大会。我首先发言，先传达中央指示，后做检查承担责任，再宣布平反名单，当众销毁材料。我想，在这个时候，不应当再让两边群众互相斗争，我应当负这个责任，我说:“‘挖肃’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做的，具体的工作都是根据公社指示进行的。我是公社负责人，因此，‘挖肃’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由我负责和承担。你们有不同的意见都应当找我，不应当再互相找，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来找我，这事情我负责。特别是有一些被审查的人，都是由我们这儿批的，更应当找我，不应当再找对方。”当时就把责任全部都揽过来了。会议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涉及到一部分人对错误的认识，你想啊，他们有民愤啊，底下的人觉得这样不解气，就要冲上台去揍他们。我当然是拦着啦！于是他对我不满:“你是在庇护他们，你跟他们完全是一伙儿的！”有人还上来拉扯我。那布其就不让他们这么做。我们的知青这时就上台保护我。知青上来后，一些人又拉扯知青。这一拉不要紧，我们大队的牧民全来了，站了一排。有牧民说:“你们敢碰我们知识青年一个指头，决不饶你们。”那些人一看害怕了。当场知青们全都感动得哭了，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我们跟牧民就是这么一种关系。经过“挖肃”以后，我们跟牧民的关系还是那么铁，那么贴心，那么让人感动。

我是公社领导全部被隔离审查以后到公社主持工作的。虽然在工作决策上军宣队、贫宣队起了重大作用，严重的派性左右着运动，但我没有推诿，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当时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争取稳定的局面。但我万万没想到，若干年以后它带给我的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苦果。拨乱反正以后，它让个别犯有错误的人把自己的责任推给我，更让心怀叵测的人加以利用。当然，了解我的牧民、公社干部不是这样，他们实事求是，说真话。我现在回到我们队、我们公社，那里的领导群众对我都非常好，甭管当初是哪派的。我觉得这很自然，我们跟牧民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以后，公社恢复了秩序，我参加了公社和生产队领导班子的重组选举工作。1970年10月我入了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公社党委成立时，我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1971年，西乌珠穆沁旗党委和新“革委会”相继成立，我作为知青代表，成为西乌珠穆沁旗“革委会”常委和旗委的候补委员，盟“革委会”重建时我当选为委员。那会儿进入西乌珠穆沁旗领导机构的有三名知青，金河公社的陈朋山进入贫协，巴拉根牧场的丁继红任旗委常委，我在旗“革委会”，我们只是开重要会议时才来，不参加实际工作。

等到1971年，盟里来了调令，调我到盟里工作。调令寄到公社，我没有理睬它。当时根本就没有走的想法，也不愿意走，我当时的志向是在公社做一番事业，正在兴头上。那个时候我们搞了一套规划，我考虑要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引进良种牛，安排我们队的知青高峰做兽医，重点搞品种改良。那时候，荷兰牛很便宜，在北京的奶牛场买一头小牛才几十块钱，长到4个月，个头跟内蒙古的3岁牛一样。

我们是自愿来到草原的，但离开草原却不是我的本意。我是骑马走的，马也不愿意走。走到西乌珠穆沁旗，然后再让别人把马给牵回来。走时没带多少行李，书啊、蒙古袍啊等等，都让知青为我保管，随时准备回来呢，这样就到了锡林浩特。

在锡林浩特，我被分配到“革委会”写作组。在写作组，我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我给盟里写了一份万言书，内容涉及发展以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问题、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问题等等。关于锡林郭勒盟建设，我提出了新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战略蓝图。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对李萍萍的先进事迹进行调查。李萍萍是一名品质优秀、热心助人、热爱集体的知青典型，把她的事迹送到广交会去展览。我在盟里只待了3个多月的时间。

“九一三 事件”发生后，锡林郭勒盟“革委会”就把干部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叫“深入敌后”，一部分叫“坚持地方”，还有一部分撤到后方。档案已经运往后方了，确确实实是准备打仗了。我属于“深入敌后”的部分，负责机关保卫工作。建立了一个排，我是一个班的班长，并兼任全排的政治工作。那时我们就进山了，把山洞打开，往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粮食，每天住在山洞里。枪和子弹也都发了。白天没事就打黄羊，把肉吃了，头割下来吊在树上，当靶子打。就在这时，盟里田处长坐吉普车来找我，说:“你坐车回去吧，你的工作有调动。”我知道要调我到自治区政研室以后，提出回生产队。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想去政策研究室。”他们说:“这样吧，我们请示一下。”他们请示后答复说，“同意曲折回生产队，但是两天以后回去。”等于是让我回去探视一下。我想，总比不让回去强吧!这样，就从锡林浩特回到西乌珠穆沁旗。刚到西乌珠穆沁旗又接到电话指示:“请曲折同志在西乌珠穆沁旗参加文件学习”。这是10月初啊，开始传达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就留在当地学习。学习完毕，从队里拿了东西回到锡林郭勒盟，又从盟里调到自治区，进了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