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折 口述 刘小萌 撰写

吹响上山下乡的号角

自从学生们卷入派仗，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那时就一个想法，应该走出学校去。怎么走出学校呢？最初的想法是要创办一所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校，一所“红卫兵”大学。我把自己的想法在班上说了一下，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曲折要学武训办义学。当时我走访了不少有志搞教改的学生，包括去南方搞过调查的彭小萌。但很难取得一致的认识。我的同学刘崇威说，女八中有个叫郭兆英的，有同样想法，可以找她一块儿聊聊。郭兆英是在校入党的好学生，学习突出，班里的学生干部，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她担任主任。后来她眼看学生间斗来斗去，就当了逍遥派，带着一些人到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访问，作社会调查。1967 年4月，郭兆英就到我们学校来了，交换想法，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但谁也没想到，在共同的志向中后来会结为伴侣，共度人生。

于是我们在一起学习，统一思想，做物质方面的准备。原来准备“十一”以前走，去新疆。我当时跟上边有些接触，认为应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就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我们要上山下乡。劳动局一听，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现在，原来上山下乡的那些人都在闹回城，把上山下乡当成‘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批特批呢，你们还要下去?”他们认识到这件事对他们做工作有利，就说:“能不能这样，我们也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安排，别着急。”我说:“那可以，请给我们—个答复。”他们很快就向上头汇报了。不久，北京市的意见传达下来:“领导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们去的地方能不调整一下？不要去新疆了，是否可以去内蒙古，那儿的情况好一点儿，内蒙古已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比较稳定。”我征求大家的意见，都说，上山下乡这条路子怎么都是走，和工农结合嘛!我们要求到边疆去，如果选内蒙古也可以。很快给他们回了话，北京一方立即和内蒙古联系，内蒙古方面很快就把这事儿落实了，还派过两个人来接我们，都是锡林郭勒盟安置办公室的。

“十一”那天，我去天安门观礼台，看了盛大的游行。“十一”后开始起草上山下乡的誓言。通过誓言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青年都是非常真诚的，他们真心实意准备到边疆去吃苦。

10月7日开家长会，杨振祥介绍了我们将要去的白音宝力格大队的情况，市安办马友超讲述了市里的意见，然后是家长表态。本来计划走11人，家长会后少了一人，家长不让去，剩下10个人。临行前在市委召开座谈会，丁国钰等领导都参加了，我们表表态，他们发表些意见，主旨是: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要向当地群众学习，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9日早上，我们10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下，由我领誓。送行的起码有2 000人，并不是刻意组织的，有本校的同学，红代会的战友，还有几个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围观的人也比较多。宣誓以后上了车，没有一个人哭，心里充溢着一种很崇高的使命感，我们要去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业。汽车开动以后，两个来送行的同班同学说什么也不下车了，非要跟着走不可。车过德胜门，我才硬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了。这时眼泪就止不住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真深啊。

当天到了张家口，住在驻军军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请苻先辉军长给我们讲长征故事。他希望我们时刻准备着迎接困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1日早晨从张家口出发前，听到电台广播首都“红卫兵”小将赴边疆插队的消息，大家备受鼓舞。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10个人的自发行动，被传播到全国各地，被赋予了更多的官方色彩，并成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1 000多万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先驱。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出发前，中央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中央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后来得知，10日那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学教师代表，会上有人把这事汇报了。陈伯达等人当即表态，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陈还指示说，新闻单位应做些宣传。第二天，消息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而且是第一版。

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为什么紧随我们之后，首都第二批知青一下就起来了?原来的顾虑没有了，什么“斗、批、改”任务啊，大方向问题啊，中央支不支持啊，这行动对不对啊等等顾虑。都一扫而光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

10月15日到了目的地白音宝力格大队，一下车，大家就忙着扫院子、挖厕所。我们住的大队部（有蒙古包也有土房）同时也是饲料基地。当时收获时节已过，大家什么活儿都抢着干，收草木樨、垛麦垛，非常积极，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

早在1965年，大队就安置过一批知青，是从林西县下来的，有十来个人。队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刚来时决心可大啦，豪言壮语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可还不到一年，全走了。”

大队认为前一拨知青之所以没留住，是因为在生活上没有给予很好的照顾。所以等我们到了以后，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一开始还专门有一个人给我们做饭。刚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脑子里全然没有做饭、做家务的意识。没过几天，队里的负责人德全问我:“你们谁做饭啊?”我说:“噢，对了，得做饭，该我们自己做饭了。”他问:有粮食吗?我说没有。他说:“得去买粮食啊!”我说:“去哪儿买呀?”他说:“公社那儿有粮店，到那儿买了粮食，就可以做饭了。”我就找他要了一匹马，这是我第一次骑马，骑上去感觉挺不错。马开始往公社走，可是只走了二三百米就不走了，回过头来往回走，这马总在那儿吃料，特别恋家；我们知青点离公社大约4 000多米，我只好拉着马去公社。等回来时，粮食驮在马背上，我骑上马归心似箭，走得飞快。

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知青与牧民在生活、劳动上各干各的，达不到结合的目的。这样，配种工作即将结束时，首先有两个女知青住到牧民家去了。开始时，知青内部有争论，我属于支持的。不久，她俩汇报说，在牧民家感觉特别好，也很安全（本来担心她们不安全）。在会上，我们决定全体知青下到牧民家去。

1968年元旦，我们开会布置插包的事。会开到很晚，大家都睡了，只有我们三个负责人——我、郭兆英、胡志坚一直守候到天亮。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到各家。队里给挑的都是家境很不错的家庭，贫协主席呀，党支部书记呀，党员家呀。我分的那家牧民很年轻，男的叫桑布，比我小一岁，他妻子比我还小，他非要知青到他家去住不可。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是一场大灾。放牧羊群是最艰苦的。大队的牛群基本放在沙柳林里，外面风天雪地，里面却风平浪静。放牛的牧民党员多一些，劳动强度没有放羊大。我想，知青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就去找牧民，学习用蒙语背毛主席语录:“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这类的语录背了好几段，然后去做大队书记的工作，意思说:你是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到羊群去。那么大的风，羊群都顺着跑。放羊的人早晨出去，很晚才回来，吃不上，烧不上，生活非常苦，希望干部们能体谅这部分人的困难。说完我就到生产第一线去了。我的蒙语就是这么学的。那些日子虽然很苦，却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么大的天灾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因为雪太深，羊吃不上草，牧民必须频繁搬家换草场。可是队里有辆大车是仁钦赶的，他当过土匪，平日还挺横，动不动就撂挑子。有一次他嫌搬家麻烦不愿意出车，民兵连长吉仁台一气之下就夺了他的鞭子。大车没人赶了，大家都很着急，我和宁华(也是知青)挑起了这副担子。大队保管董日布教我们辕马怎么套，打里马怎么吆喝，很快就学会了。

整个1968年夏秋两季，我参加的劳动有两类:一是在查干淖尔和阿尔善宝力格搭棚盖圈。二是在饲料地种燕麦、草木樨、蔬菜，10来亩地的菜，有20多种，全都种成功了，有萝卜、胡萝卜、圆白菜、大白菜、小白菜、葱、韭菜等等。胡萝卜长得非常大，结了好几万斤。为了储存胡萝卜，我又设计菜窖，准备冬天用。

话说回来，1968年6月，我随西乌珠穆沁旗安置办的同志到北京，和吴小明在北京一些中学和大学作过多场报告，介绍我们在牧区的情况。吴小明是宝日格斯台牧场插队知青，报纸上宣传过她的事迹。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来月的宣传，然后回到草原。这次宣传推动了1968年8月那批知青的下乡工作。

1968年我们参加了一项政治活动，就是划阶级成分。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的工作一直比较稳妥，没有划分过阶级成分。“文化大革命”一来，“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了批判重点，牧区划阶级成分随之提上日程。公社对这件事有周密部署，要求把牧民在解放前后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阶级成分的依据。这样就需要派人去调查，调查该人在1945年前后家里雇了几个人，有多少牲畜。我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

草原上划阶级成分的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破坏性更大的、“挖肃”运动又一步步逼近蒙古包。知青“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看到夜晚不断有信号弹升空，于是今天怀疑这个，明天怀疑那个。一个知青说队里有敌台，亲自跑到西乌珠穆沁旗去报告，怀疑包日胡家有人把电台藏到棺材里去了，旗里闻讯立即派人到队上掘坟。来的人到了坟上，谁也不敢动啊，最后还是叫人把坟里的骨头全挖出来了，结果也没发现电台。这事是那人事后亲口告诉我的。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件事竟然成了我的重要罪状之一。

我不同意胡乱猜疑，认为这样做非常错误，就写了一篇《还我阶级斗争的本来面目》的文章交给公社的领导，我认为，你谁都怀疑就麻烦了。可是有人特别敏感，什么都看作“阶级斗争现象”，真是不得了！

这年10月18日，公社贫协召开了审定各队阶级成分的会议，我作为知青代表、公社“革委会”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得比较顺利，还认识了其他队的一些牧民。会后，主持公社工作的副主任德力格尔朝格图给我看了内蒙古“革委会”动员“挖肃”的文件，还提出让我做专案组的组长。但我没听从他的意见，仍然回生产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