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吴庚妹

“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

上海知青吴庚妹的故事足以放进那些知青题材的剧本中。

1972年，和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人一样，吴庚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了北大荒红卫农场。下乡期间，吴庚妹爱上了一起来的一个上海知青。在当地人的描述中，这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当老师。因为种种原因，吴庚妹一直把这份爱情埋在心里，埋得久了，生根发芽了，对方却并不知道。

1978年，小伙子跟着大队人马返城，吴庚妹却留在了农场。

留守下来的吴庚妹落落寡欢，不久，变得抑郁起来，并开始独自一人在农场溜达。大家暗地里说，这个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经疯了。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个叫汪世贵的单身汉照顾她。很快，吴庚妹和比她大27岁的汪世贵结婚了。一个老光棍找了一个年轻的女疯子，在人们看来，这算是桩不错的姻缘。两人婚后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

婚后的吴庚妹疯得更厉害了。而由于汪世贵本身就有癫痫，根本没办法很好地照顾妻子。

“那个男人很窝囊，对她不好。”留守在红卫农场的支边青年孙丁康回忆说，孙和吴庚妹是上海老乡。

之后，吴庚妹被送进汤原县精神病院，医药费由农场和她本人的工资支付。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

汪世贵并不乐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农场去要吴庚妹的工资。 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回忆，“吴庚妹每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医药费都不够。可老头不干，让农场把工资给他，他把吴庚妹带回家伺候。”

折腾了一年多后，2008年春天，汪世贵终于把吴庚妹领回了家。回家不到两个月，吴庚妹死了。“她是在街上溜达，被车压死的。”孙丁康说。另一个浪漫的说法则是，吴庚妹死在了年轻时常去的白桦林中，死时一丝不挂。

2009年5月，汪世贵因病去世。

让人扼腕的是吴庚妹的大女儿汪远芹。如今，她和母亲一样，住进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这应该说是遗传。”李建军认为。但坊间相传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汪远芹16岁那年，曾遭人强奸。

“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犯病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想不起来了，”这个27岁的女孩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我爸说我妈死了，电死了。”

提起母亲的死，汪远芹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她甚至完全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如今，她更愿意留在安养中心，穿着大号的病号服，重复着一遍遍扫地，用手神经质地擦桌子。

明明有收割机，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

同样因感情问题受了刺激的北京知青张慧颖认为，自己到北大荒，以及现在在安养中心，都是为了“吃毛主席的饭”。她甚至坚信曾经一起来的北京知青们都住在这里，不曾返城。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印着毛主席语录：“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自此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2000万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们兴冲冲地奔赴黑土地、大草原、黄土坡、橡胶林。其中，54万人来到了白雪覆盖下的北大荒。

早在1947年，北大荒的建设就已然开始。最先进驻开垦的是10万名复转军人。从1959年开始，又有一大批支边青年，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屯垦戍边。这算是北大荒的第二代开垦者。

“其实当时之所以号召支边青年进驻北大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给之前来的军人们解决婚姻问题。”几十年后，黑龙江农垦总局有工作人员作出这样的解释。

北京知青任友善、赵印宝等人下乡是在1964年，算是较早的一批，但也归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

“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任友善记得很清楚的，是当年城市里的“低标准”——每人一天9两粮食，“吃不饱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总比饿着强，就这么来了。”

“吃是吃饱了，但那个历程简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记得，最先要适应的就是气候，“冬天冻脚啊，肿得老高。后来学会了，得买大鞋，往里面垫草、垫玉米叶。”还有一些苦是人为制造的，“比如收麦子，明明有收割机，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社会主义小镰刀嘛。”

“下乡是为了工作生活上的事”“政治思想学习好，文化知识水平高”，安养中心的北京知青李大水经常自己一个人编些词念叨，动辄还会高声背上一段毛泽东诗词，唱几首红歌。1968年到859农场下乡的李大水，刚来了没多久，就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脑震荡，此后经常自言自语，精神出现异常。

张慧颖至今念念不忘“割麦子”、“种大豆”，“等我出去了还能割，我就是干活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