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留守知青

一段疯狂、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黑龙江佳木斯报道

2010年元旦前后的佳木斯市，气温降至零下30多度，隆冬的阳光疲软地照在厚厚的积雪上。位于郊区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59岁的哈尔滨知青姜盈国面带微笑地在活动室里走来走去。

“我21，他22。”姜盈国指指旁边的北京知青陈平原，“我年轻。”陈平原张着嘴，嗓子眼里发出“吭吭”的笑声，口水顺着嘴角不住往下流。

姜盈国的记忆定格在他的21岁。

1975年的某一天，黑龙江友谊农场拖拉机手姜盈国上夜班。突然，拖拉机发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我压死人了！”姜盈国闪过一个念头，仓皇逃离。次日，一起下乡的知青特意跑到地里去看，“哪来的什么人，明明是稻草。”

但姜盈国坚持认为自己成了肇事者。此后，他整天念叨着警察要来抓他，接连数月不洗漱、不理发。几年后，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009年4月，转至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这是一所俗称的“知青精神病院”，建成于2008年底，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一段疯狂、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

“刘少奇万岁”

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

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刘少奇万岁”。那个时期，人们“被接受”的五个字，本该是“打倒刘少奇”。

“就那么写了。”赵印宝挂着惯常的笑容，左手托腮，脑袋上扬，一副“混不吝”的劲儿。如今，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是属小龙的。高兴了，会说出一句俄语；表扬他两句，会再说上两句英语。

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也不大讲话。唯一一次“犯浑”就是写下了那张“天杀的横幅”。

“在那个年代，这哪儿成啊。”留守北大荒数十年，任友善说起话来还是京味儿十足。

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赵印宝被抓走了，之后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于是工人出身，又没查出更多劣迹，不久，赵印宝被放了出来。

回到农场后，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任友善说，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一到批斗，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活靶子”。“你注意到赵印宝的门牙了吗？那就是批斗时打掉的。”让任友善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打手”往往由一起下乡的知青扮演。

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任友善记得，某个阳历年前后，他们坐着斗车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树。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时候，风在耳边呼啦呼啦地刮着，脸刺得生疼。为了挡风，知青们一个个都是后背朝前蜷缩着，只有赵印宝，居然敞着棉衣，面朝前方。

1973年，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在他的病历上，写有“自言自语、自笑、胡言乱语”等症状——“他说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台湾计划，说包产到户是他制定的，还说自己是周总理的儿子。”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

2004年，由于不堪重负，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纳入农垦医保，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又挪到了这里。

上海知青薛鲁波则是因为1972年在浩良化肥厂因入党问题未能如愿，进而逐渐失眠、疑心大，总以为有人要害他。1973年，被家人接回上海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那个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在安养中心，薛鲁波的眼睛瞪得很大，几根长寿眉跟着乱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