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天，作为下乡知青的我，被派到苏尼特左旗巴彦宝力道公社红光大队海焦浩特插包放羊。我骑着马，驮着行李和粮食来到海焦浩特，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牧羊生活。这是一个有3户人家的浩特，其中最大户，也是最穷的人家是马倌朝鲁家。朝鲁，30多岁，是红光大队最好的马官，也最爱喝酒，只要他在家几乎都在喝酒，我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学会喝酒的。朝鲁上有6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5个子女，最大的姑娘12岁（她原来在家放羊，因为红光大队成立了学校，她才有机会去上学，所以我被派去放羊）。浩特长是朝鲁的妻子，她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也是浩特中最能干的，负责浩特的各项工作安排。朝鲁一家人住在一个蒙古包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朝鲁一家的邻居是一位近40岁的老姑娘，她的体重估计在200斤左右，行动非常吃力，家里的活儿主要靠她收养的一个十四五岁、眉清目秀的上海孤儿来完成，娘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比较安稳。这两家养着30多头奶牛，为全浩特提供了奶食品。

我被安排在老爱德布家，也是浩特中最干净、蒙古包最大最好的一家。老爱德布家中只有哥俩，大哥老爱德布快50岁了，身高1.80米，膀宽腰细，以放牛为职，他放着红光大队的160多头牛。他过去曾是草原博克手，“文革”期间，草原没有了那达慕，博克手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当时，老爱德布除每天早晨例行公事似的伸腿，扭腰，搓脸，摆臂外，就是骑马放牛，家中的活儿很少干，都由他的弟弟额尔敦来完成。额尔敦，当年17岁，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一条腿又瘦又短，上下马时非常吃力，没有上过学，自学蒙古文，思维敏捷，是家里的一把好手。

给头羊上绊子

这里的北面是沙地，南边有几个不太大的丘陵，再往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场。浩特前面有一条路沟很深的东西走向草原公路，据说是日寇侵华时开辟的，路边有很多里程碑，底座是水泥的，在水泥墩上分别固定着4块小石头，可能是标明公路走向，中间是一块大石碑看不清写着什么。浩特西面10多里处有一个大湖，每天有马群、牛群在那儿喝水。

我到海焦浩特时，那里刚刚剪完羊毛，有600多只还没有分群的羊羔、900多只大羊。当时，我的任务是每天早晨把羊群赶到5里外的井旁，我与牛倌一起用手提水，把牛羊饮饱。然后，我赶着羊群往南或往西南方向走，到与无水草场交界的地方去放羊，单程有十五六里。我放羊时骑着一匹叫嘎幸哈拉的老黑马，骑着它永远追不上头羊，可是它离开羊群回家的速度却非常可观。

夏天的草原，天气瞬息万变，早晨晴空万里，说不定中午就有一场大雨，我每天放羊都带着雨衣。头羊是一只十几岁的老青山羊，长着大大的角，白白的胡子，体格特大，能驮着我走十几步，每天它回到浩特就成了朝鲁家几个孩子的坐骑，孩子们一边喂它炒米，一边轮番骑着它围着几家的蒙古包乱跑，别有一番情趣。开始它好像知道我是放羊生手，每天领着羊群走得飞快，但走到一定距离就开始压住阵脚，不让其他的羊走到它前面。开始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以为羊群要跑，就用力打马去追，可总也追不到它，几天后我换了一匹马，拿着套马杆，像马倌套马一样在羊群里追着去套它，可当我套住它后，它却回过头来，钻到马肚子底下，吓得马一蹶子把我尥下马来。这下我可生气了，马也不去抓，徒步围着羊群跑起了马拉松，直到把它追得跑不动才抓住，我给它做了一个绊子，把它绊在那里，这下可好了，羊群几乎半天没离开那块地方。连着几天，我每天走到那一带，就设法抓住头羊，把它绊在那里，羊群也就稳定下来，我则骑马到前面山顶上的三脚架附近，爬上三脚架坐在上面中间的圆盘上，用雨衣搭个小棚，边看书，边观察着羊群的动向及远处草原上过往人马的动静。

学蒙古语

有一天晚上，我放羊回来，一进门老爱德布就对我大发雷霆，说得都是蒙古语，搞得我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懂蒙古语。正在这时，额尔敦出现在门口，他了解情况后，说清了情况，原来是接连几天人们发现羊群走得很慢，后来有人发现我给头羊带了绊子的事儿，并转告了浩特长。那时没有手机，草原上的消息都是人们来回串门时互相转告的。

额尔敦给我解释，羊群把浩特附近的草都吃光了，明年春天附近没有草，羊群就得往远走，而怀孕的母羊走得太远很容易流产或没奶。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头羊也有环保意识呀！由于语言不通，老爱德布发了一通火，也没能与我沟通，从此我下决心开始学蒙古语。

由于没有教材，也没有老师，我和额尔敦达成了每天晚上睡觉前互学蒙古语汉语的协议。那时红光大队是个穷队，工分很低，一个劳动日才1元多钱，人们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晚间点蜡也受老爱德布的限制。我和额尔敦先从吃饭喝水学起。他指着碗说“阿依格”，我告诉他“碗”，我用汉字注音在笔记本上，他用蒙古文写在小本上，后来还加上了汉字。白天我把羊群赶到草场后就爬上附近的三角架或坐在山头上背单词。额尔敦比我决心大，除干好家务活儿外，就是学汉字。1个月后，我们俩可以用蒙古语或汉语进行简单交谈，主要是牧业生产及日常用语，由于他的胃口大，不仅学汉语、汉字，还学了加减乘除等数学知识。我虽然是高中毕业，但是在“文革”中并没学到多少知识，几乎把能记住的都教给了他，这为他后来当队长起了一定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他当上了红光大队队长，带领全队近500名牧民开展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与一位上海孤儿结成伉俪，生有一双儿女，只可惜，由于他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便，1984年骑三轮摩托车去公社开会时，不慎翻下山沟，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我特别怀念他——我的蒙古语老师。

由于我的语言沟通能力不断增强，我从牧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放牧知识，也逐渐融入到牧民群体中，每当我在三脚架上看到远处小伙子们抓生个子马时，我便冲下山帮着抓马，我很快就学会了套马，有时也骑朝鲁的马一显身手。在大伙的鼓励下，我也开始学着调教生个子马，下乡的第二年，我名下已有16匹我自己调教出来的坐骑了。

羊群掺群了

一天下午，我到附近牧民家帮助杀羊，吃饱了羊肉，还喝了不少草原白酒，看看天色，太阳快下山了，才想起羊群还在山坡上，急忙上马到山上去找。我到山顶往下一看，可把我给急坏了，山下的三群羊就要掺群了，好在我的头羊领着中间一群开始往回掉头了。我骑着刚调了两三天的生个子马飞快冲了过去，把羊群分开，等我掉转马头，看着我的头羊领着羊群往家走，我才放下心来，可跟着羊群走了一段路，总觉得左面相应位置上缺几只我所熟悉的羊，心想可能是掺群了，掉转马头在后面的那群羊里还真发现了那几只羊。为了减少损失，我把三群羊干脆合在一起赶回了浩特。羊群还没进浩特，我就怀着负罪的心情向浩特长汇报掺群的事儿。这可把全浩特的人都惊动了，大家全体出动，准备往开分羊。大家绕着羊群看了几圈后，都来到我们蒙古包，说我喝醉了连自己的羊群也不认识了。原来那两群羊并不是掺群的羊，都是我放的羊，当时散开吃草，分散的面积太大，加之天快黑了，我着急，当然也有草原白酒的功劳。1500多只羊的羊群，像我这样心不在焉的牧人是不可能记住全部羊的。这件事后来成了牧人与我开玩笑的笑料。

摔跤手的故事

语言的沟通拉近了我和老爱德布的距离，虽然岁数相差很大，但我们之间的话逐渐多了起来，从牧羊，放牛到草原历史和红光大队各家各户的小故事。只要一提到摔跤，他马上精神焕发，特别是苏尼特摔跤手阿日奔珠日嘎的故事，他是百讲不烦，我和额尔敦也是百听不厌。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倒劳毛”，说的是当年16岁的阿日奔珠日嘎代表王爷去摔跤，得胜后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口水井，准备饮马，却看到有7个牧人在井口忙着往出拽骆驼，怎么也拽不动。阿日奔珠日嘎走上前去看清情况后，让那7个人把绳子都给他，并让他们躲远一点儿，他把7根绳子揽在怀里，大吼一声，就把骆驼从井里拽了出来，并把井口的石头也给拽下了好几块，那7个人看得目瞪口呆，张大的嘴半天合不上。阿日奔珠日嘎饮完马要走时，7个人中一个胆大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非常藐视地说：“我叫‘倒劳毛’（蒙古语，意为笨蛋）。”

阿日奔珠日嘎是苏尼特草原人民特别尊敬的摔跤手，大力士，也是个孝子，有一年，他由于参加比赛，延误了往冬营盘搬家的时间，牲畜都走场了，而他的母亲却在秋营盘等着他回来搬家。当阿日奔珠日嘎回来时，草原刚下了没膝深的大雪，马上就要刮白毛风了，他家拉车的牛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这紧急的关头，他把蒙古包拆了，捆在一起，把家里的东西放在勒勒车上，让他母亲坐在蒙古包上面。就这样，他拉着勒勒车在大雪中步行20多里来到冬营盘，搭起了蒙古包……

老爱德布一有时间就教我摔跤，由于他岁数大了，我从来没有与他正式交过手，后来在得知邻队的北京知青陈琳在体工队学过摔跤，我走了30多里路找到他，跟他学了几手。第二年，在红光大队里已经没有能摔倒我的人了，后来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那达慕大会摔跤比赛进入了前几名。

那时，大集体的羊如果有病或腿断了，或有其他原因跟不上羊群，由浩特长签条报大队会计备案，就可以杀了吃，只要把羊皮交大队部就可以了。浩特里几家轮着杀羊，几天杀一只羊，杀羊后给另外两家每家一条羊腿、一些羊肉、部分羊下水。我很快就学会了杀羊，掏心、剥皮、大卸八块，灌肠、烧羊肝、灌肉肠这些活儿，我都抢着干，而且每次杀羊都有酒喝。这样，我也就养成了以后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习惯，体重很快突破了180斤。

牧羊犬

夏日的草原，夜晚前半夜，蒙古包里热得无法入睡，只好拿块条毡铺在蒙古包外乘凉，夜晚的星空是那样的遥远。躺在那里想着过去、现在和遥远的未来。听着远处的狼嚎和近处的狗叫，还有羊群不时的躁动，任凭蚊子苍蝇的叮咬也懒得去打它们。我养的一条大牧羊犬，不时走过来舔舔我，又很知趣地走开了。这条狗非常听话，每次放羊时，我离开羊群时，只要它在那里守护着，我就可以在三四个小时里骑马玩耍，到邻队知青点借书，到附近牧民家喝酒、吃肉。当然它的待遇也不错，几乎是我吃啥，它也吃啥。它很通人性，从来不进家，放在外面的肉让它看着时，从不吃一点儿，还不让其他动物靠近。我放羊时，它总跟在我旁边，让它看羊群时，除我们浩特的人外，外人很难进羊群。它还有个特殊的识别本领，凡是知青它都不咬，全大队的人都认识它。5年后，我离开大队，它也失踪了，不知去向。

因为我放羊心不在焉，每天往马群跑，调生个子马时又踩断了几只羊的腿。浩特长对我很不满意，待到羊群走场去秋营盘时，我被解职了，回到了知青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短短的3个月，对我来说可是人生的转折点，为以后在牧区工作、生活打下了基础。我参加工作后，在卫生系统，一干就是30多年，经常下乡，与牧民的关系处得很融洽。现在退休回城了，还真想他们，也特别留恋那时无忧无虑的草原生活。文/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