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彭中庆，1949年10月出生，1965年初中毕业，由湖南长沙市下放到本省郴州桂阳县农村。在长达15年之久的知青生涯中，不仅学会了各种农活，还熟练掌握了木工、泥工、漆工、篾工、烧制红砖、青砖青瓦、木炭、石灰和烤烟等各种谋生技术。1979年招工回城，在一街办工厂从事过搬运工、翻砂工、清洁工。1982年考上电大，成为电大首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三年不脱产读书的情况下，还利用晚上时间在中南大学干部高中文化补习班，长沙纺织技工学校、中山业余大学代课，以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1984年底，湖南省广播电视厅首次公开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经过多次笔试面试和试用三个月，终于胜出。1985年初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正式新闻记者。

苦涩的欣慰

桌上摆着桂阳县政协的约稿信，准备为曾经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出一本文史专辑。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到了那遥远的年代，拉回到了那穷僻的山村。自认为被尘封、被淡忘的记忆又异常清晰起来，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袅袅炊烟、片片晚霞，明月松影，静夜蛙鸣，飘动的渔火，粗犷的山歌，还有哺育我从幼稚到成熟的贫瘠而又富有的土地，教会我勤劳和善良的质朴而又醇厚的乡风，都历历在目。那长达十五年的充满辛酸的快乐、憧憬的困惑、天真的初恋、苦难的冀盼的日子已成为脑海中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特别是那三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记忆犹新……

水底惊魂

从童年走向青年是人生充满幻想、狂热和激情的年代。1965年9月我初中毕业时，正逢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也只有两只手，不在成里持闲饭。"我虽说出生不好，没有升学的机会，但我并没有消沉，我决定投身广阔的农村，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年9月，还不满16岁的我满怀豪情，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桂阳县莲花坪农场。1969年12月又再次下放到大塘公社枫山大队五里生产队劳动。当时，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在城里要受到"左"的不公正待遇。但在乡村，农民们对我们特别热情关心，把我们都当成"毛主席的好青年"，没有任何歧视。手把手地教我们犁田、耙田、做各种农活。生活有困难，东家送一筒米，西家送一碗菜，生活虽说穷苦，但心里感到温馨、舒畅。

大塘公社是一个半山半丘陵区，公社的田地基本上靠工人修筑的水库灌溉。1972年4月，虽说已经是春天，但山区依然寒气袭人，早晚仍要穿厚厚的棉衣。这天，公社管理所的邓所长专程来到我们生产队找到我说："小彭，听说你水性很好，9岁就能横渡湘江，今天来，是希望你为公社办一件大事。"

"什么事？"

"小村水库的涵洞漏了，水库的水日夜往外流，眼看就要春耕了，要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天，水库的水就漏完了，那水库下面几百亩水田都无法耕种了，我们希望你能把它堵好，这也是公社党委和社党委和贫下中农对你的考验，你要经得住啊！"

这正是自己展现能力、为贫下中农做贡献的机会，我爽快的答应了。

小村大队离我们枫山大队有十多里路，地处公社的高山区那天天气晴好，但水库的水仍然冷如寒冰，邓所长为人挺和善，专门给我带了一瓶烧酒，叫我喝两口酒再下水。可是我天生不会喝酒，一喝酒就头晕。

看着水库的水哗哗地从涵洞里往外泄，没等他们发话，我脱光衣裤，捧水拍了拍胸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水库的水刺骨的寒冷，我咬着牙憋住气顺着水库涵洞梯一个一个往下摸，查看是哪个涵洞塞子松了。开始的时候，我在水里要用力往下游，随着越潜越深，我不用游身子酒直接往下沉，也不知沉了多深，只觉得头和耳朵痛得越来越厉害，突然，我的身子"扑"地一下吸在了一个涵洞口不能动了，我知道我找的了漏水口了。可当我准备上去拿塞子下来堵洞时，我才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划水，身子就是动不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知道是被涵洞巨大的吸力吸住了，一种求生的本能促使我拼命地挣扎，可一切都无济于事。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终于无法再憋住气了，我张开了嘴，冰冷的水一下子灌进了胃里，我下意识地又把嘴闭紧，四肢仿佛都失去了知觉。我绝望了，脑海里飞闪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母亲历经艰辛，独自一人将我们兄弟拉扯大，我还未尽进过一天孝；我同艰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还没让她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我的女儿出生还不到两个月……不！我不能放弃。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渐渐模糊的意识清醒过来，游不动，我就爬，对，顺着水库的壁往上爬。我强憋着气，用手脚使劲地抵住壁边的岩石，慢慢地移动，果然奏效，身体一点点地移开了涵洞口。我咬着牙又爬行了大概两三米，确信已经离开了涵洞口的引力区后，我双脚一蹬，朝上游去，哗！终于冲出了水面。我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爬上岸，一下子就躺在了地上，大口地吸着气，两三分钟的时间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

邓所长和他刚刚从附近叫来的准备救人的几位农民听我说完经过，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裹着棉衣，晒着太阳，身上渐渐地暖和了，手脚也慢慢地回复了活力。邓所长和农民一边静静地看着我，眼中流露出焦急、期盼和为难的神情。我知道他们的难处:不堵吧，水库下面的几百亩稻田怎么办，那可是一千多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子，可看着我虚弱的样子，再要我下去涉险，他们于心不忍，看着白白流掉的水，我站起身来，咬着牙斩钉截铁地说，"我还是下去，把它堵好！"随后，我叫他们找来一根长绳子绑在腰上，要他们拿好另一头，只要我一扯绳子，他们就往上拉。我带着涵洞塞子和白胶泥，再次扎进水中，直接游到那个漏水的涵洞口，用塞子把洞口塞住，又用白胶泥把周围封好，洞口的吸力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不用绳子拉，自如地游了上来，往堤外一看，水真的已经堵住了。

公社党委、贫下中农对我的考验我经受住了，可我瘦弱疲惫的身体却没能经受住寒冷和恐惧的考验，回到家中，又发高烧，又说胡话，大病一场。邓所长给我送来五块钱，又叫生产队给我记了三十分工分（当年每十分工值0.37元）。小村水库的农民听说我病了，都纷纷来看我，还给我送来20个鸡蛋，他们不善言辞，但我从他们的脸上和眼中感受到了浓浓的发自内心的感激、关切之情。

空中遇险

1974年5月，由于落实政策，插队落户已经五年的我们又回到了连花坪农场。农场先后又接纳了衡阳、郴州的大批知情和一些下放的干部，改名为郴州地区旱土良种示范场，直属地区行署管辖。

由于我在插队期间学会了泥工、木工、烧砖瓦烧石灰，加上农场职工猛增，基建任务大，返回农场后，农场便成立一个基建队，要我当队长。我虽说有点受宠若惊，但心里很高兴，我的能力、表现终于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1975年农场种了上千亩甘蔗，十月，甘蔗收割，农场决定建一座小型榨糖厂，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我们基建队上。这正是我们知青施展自己才华，为农场建设做贡献的机会，时间短，任务紧，我带着队员们早起贪黑地干，厂房炉灶很快建成，问题是那座高五十多米的钢管筒怎么竖起来，一没吊车，二没高空作业设备技术和安全设施，场领导下了死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要求我们在三天之内把烟筒建好。

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们一商量，决定土办法上马，先用杉木搭四方脚手架，再把十米长的钢管用轱辘吊起，然后固定在脚手架上，一根一根的焊接，脚手架每搭高十米，便又焊接一根十米长的钢管。

一天过去。烟筒安装20米。两天过去，烟筒安到40米，第三天只有一筒钢管了，完全能按期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

脚手架一天天升高，危险也一天天加大。脚手架虽是矩形往上升，但终因为面积不大，又固定了几十米长，几千公斤重的钢管，稍一刮风，或人在上面稍一活动，整个架子和钢管便摇摇晃晃。头两天还有人跟我冒险上去。第三天，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他，都不敢在往上爬。

我是队长，自然当仁不让。可一个人又要把五米长一根的杉树扯上去，又要用马钉固定，终究搞不成，我对郴州知青小张说："我们俩上去，争取为农场榨糖厂早日开工立功。"小张的情绪立刻被我调动起来了，于是两个人一起爬上了四十多米高的脚手架。扯树、搭架、钉钉、固定，嘴上虽说不怕，但脚手架每一次晃动，我们的心都颤抖一次，真是胆颤心惊，如履薄冰。

上午十点左右，正当我把一根杉树扯上高架，双手抱紧在另一根已固定的杉树上，叫小张拿马钉来钉时，突然一阵山风刮过，脚手架剧烈的摇动起来。小张站立不稳，扑倒在架子上，虽说我拼命抱住杉树，但我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力气怎能和大自然的力量抗衡，抱着的杉树被风吹得一歪，象杠杆一样把我撬起，从五十来高的脚手架上"飞"了下来。

我两眼一黑，喉头一甜，几乎失去知觉。

我要感谢造物主的伟大，他把人的求生本能营造得如此顽强，在这种毫无生存希望的情况下，竟然还不肯罢休。我不清楚自己在摔下空中的时候，怎样又攀住了下层的脚手架。当我睁开眼睛时，也就是地上人群爆发"哎呀"惊呼声时，几个同事马上爬上来，把我一层一层扶下脚手架。我吐出几口鲜血，脸象死灰一样苍白，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良久，良久，才慢慢回过气来。再看从脚手架上爬下来的小张，也是面无血色，虚汗直冒。

真诚地感谢上苍，那掉下来的杉树是竖着插下来，要是横着打下来，那整个脚手架和四十多米高的烟囱就会被打得一起倒塌，我、小张还有脚手架下的人都难免会成为架底冤魂。

幸甚！福甚!

"灯"口余生

榨糖厂的各项工程在我们血泪、汗水的浇筑下逐一完工了，只剩下几个糖水池的水泥粉刷墙面。甘蔗的收割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能早日开榨，我们基建队已经连续一个月地加班加点，别说礼拜天休息了。

10月11号下午6点多钟，大家收工回家吃饭，晚上还要来加晚班。我想，趁天海没有完全黑，先把灯泡安上，免得晚上来看不清。我到工具箱拿着下午刚领到的一个300瓦的大灯泡，爬上三米高的糖水池，站在只有一砖宽的池墙上，拿起吊在屋梁上的灯头，把灯泡往上一塞。

不知是手上有汗，还是灯头漏电，我只感到一股强烈的电流袭来，啊！我本能地发出一声惨叫，全身一阵痉挛，触电了！我下意识地把手一甩，双手却死死地被灯头粘住，灯泡掉到地上砰地一声摔得粉碎，我又用力甩了甩，仍然无济于事。

我真要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上帝的不公，为什么倒霉要命的事一桩一桩接踵而来？可以说，从有记忆的童年起，就很少有舒心的日子、高兴愉快的事。就连两个女儿的出世，也是惊恐中多余喜悦。当时在农村，根本没有条件上医院，只是花两块钱请个接生婆来接生，什么医疗技术，什么卫生保障，什么急救措施，一概都没有，一旦出现危险，也只是眼睁睁的承受。

女儿的出生虽说给家庭带来了笑声，然而，更多地带来的是苦恼和忧愁。在那一年只能吃三次肉，半年没油吃，没饭吃，只能吃红薯泡菜的日子里，孩子为我们受苦，我们为孩子心痛，大家都在困苦中度日。

意识在痛苦的回忆中慢慢消失，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飞呀，飞呀，飞到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又几朵红花，几只蜜蜂，真静呀，真静呀，我慢慢地飘倒在草地上，准备好好地美美地睡一觉了……

"彭中庆！彭中庆!"……

惊恐慌张的叫喊声把我惊醒，我睁开眼睛，只见刚刚收工没走多远的同事听到我的惨叫，急急忙忙赶进来。

头脑回复了一刹那地清醒，看了就看三米多高的糖池和池底下散满碎砖头的水泥池，就在一刹那清醒的瞬间，求生的本能再一次促使我做出一个大胆的选择，与其被电死还不如摔下去，摔下去也许还有一线生机，我用尽吃奶的力气，加上身体的重量，猛地向下一倒……上面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块木板上，同事小郑正好把场办公室王主任找来。王主任只是瞥了我一眼，径直走到摔破的灯泡前说："嘿，可惜这只三百瓦的灯泡了，明天又要去买！"。我的眼泪一蒙就溢出来了，唉，我的命还不如一只电灯泡啊！

那一天，正好是我26岁生日，我瘦弱贤惠的妻子煮好饭，煎了两个荷包蛋，炒了几个小菜，等我回家过生日。两个女儿吵着说："爸爸还不回来，妈妈，我们饿了，我们先吃饭吧。"可她们怎么知道，她们可怜的爸爸差一点就永远离开了她们呢？

榨糖厂如期完工了。在农场五年基建队生涯中，我们十几个知青不仅建好了榨糖厂，还建成了机械加工厂、职工宿舍、油库、山顶大储水池。虽说这中间我们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甚至几乎断送了生命，但看到一栋栋漂亮的房主在我们手中落成，看到荒凉的山坡变成热闹的街市，心中总流露出深深的自豪。

1979年7与月落实中央知青回城政策，我与同是知青的爱人一齐回到长沙。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了一名无愧于人民的新闻工作者。

记得西方一位哲人这样说过：苦难是一种财富，但这种财富并不是很容易获取的。十五年的知青生活我耕种的虽说的磨难、困苦和饥饿，但我收获的却是坚强、勤劳、奋发、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的性格品德，这种性格品德，成为我在新闻工作中荣获全国、全省新闻一、二、三等奖、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立功受奖等近五十本荣誉证书的永远的动力。每想到这些，心中总是涌现浓浓的欣慰，尽管这欣慰中夹杂着丝丝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