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中医是在一个狭小的门诊部，它专门为北京语言学院的学生和周围居民服务。在学院开条证明我的医生身份之后，我才被允许观摩针灸治疗。针灸师们还会为病人推拿按摩，我问：这不是护士的工作吗？一个“白大褂”回答我说：“我们这儿不分医生和护士”。

但是，北京几家专业的医学院和大医院完全不是这样，它们看起来与西方医院一样正规，内外科室、手术室、药房一应俱全。在中国，患者需要提前挂号，分中医和西医两种号。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国患者愿意选择西医，比如他们宁愿排队接受盘尼西林一类的注射治疗。我的指导老师何大夫解释：冬季治疗室内的温度很低，只有12℃～17℃，病人们不愿意在治疗床上躺那么久，相比之下西医比较快捷。

中国的西医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国外常见药品在这里也都能找到翻版，比如阿司匹林等药名直接使用的就是英文读音。病人往往不能购买整瓶药品，而是拿着大夫的处方去药房领一个小纸包，里面按照每天的药量将几种药混在一起，病人们很难确定里面都有什么。

在何老师的帮助下，我被安排在一家医院的针灸室见习。这家医院有两间中医治疗室，我们这间门口排起了长队，而另一间门口却连人影都没有。我好奇地问何老师为什么，他说：这是排队来看看你这个“洋中医”呢。事实上，他们都是冲着何老师的名气而来。何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接受过系统的中医药学教育，已经有七八年行医经验，还自学了一些西医知识。病人们相信谁，就挂谁的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可能短时间内了解到中国医生的资质有何不同。在德国，医学院学生毕业大概需要6年半，中国学医的大学生在文革之前也需要5～6年的学习，之后还要到医院实习。所以，当时的医生水平比较高，但是数量严重不足，80%的农村地区急需大量医生。文革之后，医学专业的学时改为2～3年。

此外还有大量的“赤脚医生”，他们接受3～6个月基本医护集训之后被派往农村。时间短并不意味着这些医生不合格，他们首先在数量上解决了医生紧缺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家们也清楚赤脚医生会成为提高医疗质量的瓶颈。邓小平在1975年就曾说过，他要让所有的“赤脚医生都穿上鞋”。

在见习期间，我试图通过患者们的病痛更多地了解中国。选择针灸治疗的病人多是常年被疼痛困扰，我惊讶于他们的忍耐力。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针灸的治疗力。有一个长期患有偏头痛的教师，在短短几秒钟之后便不再疼了，他感觉好像“扔掉了一个大包袱”。

有一些“病人”定期来找医生开请假条，他们将假条交回单位之后，就可以长期带薪休息。我猜在中国装病应该比较容易，还有些人借口照顾重病的母亲也可以长期不上班。这些规定听起来很人性化，但是极大地损害了社会效率和公平原则。另外，中国的医疗保险与单位挂钩，患者可以将报销单交回各自的工厂、企事业单位，一般药物和治疗都可以报销。

与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的医院相比，中国的医生们大多比较清廉。他们会拒绝患者及家属递上来的“红包”或礼物，还经常义正言辞地教育他们，必须按制度办事，不要搞不正之风。

而中国人对于医生这个职业也非常尊重，仅从称呼上便可以看出来。他们从来不叫我们“同志”，而是称为“大夫”或“医生”。他们总是带着希望和信任而来，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医生也没有令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