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中国了

北京的机场也许就是中国这个阔别了20多年的老朋友跟我打的第一个照面。这个到处写着白底红字的毛语录的空旷机场因为等待尼克松的到来而打扫得一尘不染，机场的守卫穿着崭新的制服，脸上挂着僵硬的喜悦表情。

1944年我曾经随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时任美驻华大使）因国共和谈到过延安，那个红色中国曾经的首都。我看到毛和周的时候，他们坐着一辆破旧的车子颠簸着从小山包上下来，有些狼狈地从车里出来，然后急匆匆地走来迎接这些美国来的客人。后来，我们也一同坐上了这辆破车。路上看见一群羊经过，赫尔利大胆地承认，自己以前是个放牛娃，而毛也“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曾经是放羊的，然后大家开始轻松地开起玩笑来。

和谈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不过这种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而到了1945年的重庆，对话的气氛变得更冷了，在以后的岁月里：1946年的南京、1952年的朝鲜还有1954年的日内瓦，中美之间的气氛降至冰点。

我对中国的新印象是一点点到来的。北京很安静。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城镇总是充满着各种声音：人们夹杂着各种方言的谈话声、咯咯的笑声、小贩千奇百怪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还有乞丐的乞求声……但是现在北京的街头上，除了自行车铃铛的丁丁声和偶尔响起的汽车引擎声，我的耳朵里只有寂静。

行人默默地走着，他们穿得很暖和，看上去很健康，但是面无表情，也不相互交谈。路上有许多骑车的人，他们的车子都擦得锃亮。大家默默地骑着，蹬车的速率惊人的一致，好像在队伍里行进一样，没有人超车。突然，警察叫了起来，原来是一个家伙不留神打破了队伍的行进规则，被警察训斥了。

在天安门广场，我发现那个曾经显得有些破旧但是有一种威严之气的天安门现在被粉刷得崭新。这个过去的皇城已经成为了一个孤零零的博物馆，那些中规中矩的长方盒子一样的建筑、灰色的民宅、厂房以压倒性的气势将它包围在里面。

上海很干净，也很乏味。曾经灯红酒绿的外滩现在一片死气沉沉。大英帝国遗留下来的建筑看起来毫无生气，好像刚被考古学家从土里挖出来一样。目之所及都是灰色的，只有在灰色的墙壁有些色彩，不过都是关于暴力的内容：军人、工人和农民端着刺刀、举着镰刀和锤子，在威武的革命领袖带领下干革命。

30年前我到过上海，那时候街头常有冻饿而死的人。不过现在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很健康，穿得也很干净，商店里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商品，路上连乞丐都看不到了。以前上海到处都可以看到黄包车，现在却连三轮车都很难看到。我们想办法雇了几辆三轮车，原以为讨价还价是这个国家的固有习俗，可是我们的车夫却不给价格留一点余地。而最后当我付钱以后告诉他不用找零的时候，他很坚定地拒绝了：“我们的国家不用给小费。”

我印象中的中国农村是一副很凄凉残破的模样，墙上裂着大缝，屋顶上有洞的农民的小房子就像窝棚一样，鸡、猪、牛乱哄哄地和人挤在院子里。但是现在，道路把农村和城市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道路两旁，整齐的树木已经开始发新芽了，而砖砌的农民的房子看起来也坚固了很多。

中国菜还是一如既往地好，而且非常的卫生。不管是在北京最好的餐厅还是在上海的小馆，我都能吃到便宜又美味的食物。

在一所学校，我看到了一群年轻人的演出，他们看起来一点不像我记忆中瘦弱萎靡的中国年轻人，相反，他们看起来强壮、充满活力，脸颊上闪着健康的红晕。

这一切都是毛带来的，他们说。毛的名字不断地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他在他们的心中就像当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眼中的上帝一样。

毛和他的巨大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他的大幅画像在工厂、办公室、居民楼里俯视着所有人，他的语录还有那句“毛主席万岁”随处都能看到听到。小学生们在学校里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唱着歌颂他的歌。

我努力找到了当年在延安一直为我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在我的要求下，上面特批了她来继续为我服务。这位老朋友的英文还是一如既往的流利、准确，但是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了某种隔膜，无论如何都打不破。她刚刚下乡劳动了一年，通过和农民的同吃同住和劳动来学习和改造。

我问她会不会因为我的要求而受到什么困扰，她严肃地告诉我，这表现出了我对中国的偏见。她的国家是自由和民主的，他们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一切书籍报纸，也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但是当我问到如果言论自由的话她为什么不能对毛进行评价时，她似乎很愤怒：“但是毛主席就是一切，毛主席给了我们一切，我怎么能够对他进行评论？”在我们的交谈中，我注意到，她非常的保守和戒备，她没有对美国表现出一丝好奇，从没问过我美国的生活如何。事实上，在我的整个行程中，从没有人关心过这个问题，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兴趣。

我也曾经和一位中国记者聊过，但是每当谈及政治：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台湾问题、越战，尽管我小心翼翼，但这些都是碰不得的雷区。我明白，在这里我可以问关于中国的任何问题：工业、农业、建筑、医学、城市规划之类，但是政治问题是不能谈的。

尼克松和基辛格见到了毛泽东，而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叶剑英、李先念，还有周恩来。中国的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领导人都老了。73岁的周恩来已经不再是当年延安的那个年富力强的罗宾汉似的人物了，而我也不能再跟当年那样像老朋友般跟他随性地聊天，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

但他还是注意到了我，“泰迪·怀特，老朋友，自从解放之后就再没来过中国了。”他说。“但这不是我的错”。我说。周围的翻译脸上的表情有些僵了，只有周还保持着笑容，他侧头对旁边的翻译说了一句什么。翻译于是对我说：“或许我们都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