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青年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对暴力革命的实践引起世界各国的恐慌。德国《明镜》周刊记者伊丽莎白·施泰尔-博尔勒在北京、上海、江浙、内蒙古、广东等地区采访后，写出了这篇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

1966年一个冬夜，广州市南丰宾馆里突然闯入一群年轻人，他们手中挥舞着红宝书，咆哮着穿过房间，辱骂服务员为“汉奸”、“走狗”。他们还在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道：“南丰宾馆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恶臭！我们发现这里出入的人们涂脂抹粉、油头粉面、有些还穿着外国人的衣服和高跟鞋。宾馆须在48小时内将他们赶出去！革命委员会将正式接管南丰宾馆！”当天夜里，住在这里的外国客人连行李都没带，就被赶到了大街上。

广州是这个国家较为开放的省会城市，此时也与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一场空前狂热的革命之中。开篇提到的这群十几岁的革命者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他们只是全国近千万红卫兵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红卫兵们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口号展开了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是谁？

他们大多身穿“劳动蓝”或军绿色的制服，右臂上带着红袖箍，离开了各自的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敲锣打鼓地涌上城市和乡村的街头。他们不分白天晚上用大喇叭播放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革命。全国的农业和工业陷入停滞。

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最先诞生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们对外公布：“革命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他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组织蔓延至全国，成为一种强大的集团力量。

在高亢的宣传之下，这群青年人将革命付诸行动：火车、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里挤满了全国大串联的人群；各地的寺庙和佛像被砸毁，教堂里的十字架被扯下来；抽烟、喝酒、下棋、集邮、种花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红卫兵们纠察的重点；红小兵们要求关闭动物园，因为“里面的猛兽吃的肉可以养活上百个无产阶级群众”；对芭蕾舞、京剧等艺术作品的批评尤为激烈，被“剥削阶级的闲情逸致”激怒的红卫兵直接冲上舞台、当场批斗演员；除了“毛选”一类的书籍外，其他书很多都被烧毁或是运到废品回收站；公园长椅上的情侣被殴打，因为他们的心中除了毛主席还装着其他人……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残酷的批斗，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约根·丹尼特写下了他的见闻：

武汉位于中国长江边，是著名的工业重镇，这里与其他地区一样到处都有红卫兵。他们无声而迅速地进入一栋栋建筑，把他们的“敌人”揪出来、让他们下跪。这些“牛鬼蛇神”被扣上一顶顶可怕的尖顶高帽，胸前和背后会挂上写着他们“罪行”的大牌子，然后，游行开始了。每个游行队伍都有对付批斗对象的一套方法，有的会让他们当街下跪，有的则让他们跳滑稽可笑的舞蹈，有的老年人双手高举、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红卫兵们拿着大扫帚站在他们身后，好像随时都会把这些人当垃圾对待。

一次，我看见一群红卫兵把一个牧师围在中间，给他穿上白纸糊的“袍子”，然后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一个沉重的木板，让他的脖子保持90°的弯曲。在他的背后，站着十来个他教区的人，每个人的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恐惧。

透过旅馆的窗户，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常常可以看见红卫兵喊着口号游行，押着人游街或者在街头焚烧什么东西。有时候一大群人被红卫兵赶着离开了他们的房子，赶向城外，之后，只有红卫兵自己回来。

我问翻译这些人怎么了，我的翻译很神秘地笑着说：“他们晚上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