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家庭。不过我在儿童少年期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对自己有多大的不利。打记事起我就生活在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的气氛中，加之又有一群好玩伴，所以我的儿童少年期应当说是幸福的。同其他生活于这种相对良好的环境中的少年儿童一样，我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由于我诚实正直友善乐群，所以一到九岁，我就被吸收进了少先队，以后又一直担任少先队和班级的"干部"。我对我们的社会抱着美好的心态，并决心要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查看详情】

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以祖父的为准，填"地主"。父母对此也没说什么。因此，在填"家庭出身"时，我也就填了"地主"。家庭出身产生的自卑感使我心头蒙上了阴影。初二退出少先队后，不少同学开始争取"入团"，但我却已打定主意不入团了。因为我姐姐申请入团的经历告诉我：团的门坎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了。我姐姐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群众关系极好。她不但学习成绩顶括括，更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对组织也极其忠诚老实。但是，一年又一年，共青团的大门始终对她紧紧地关闭着。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虽然我姐姐对那似乎是遥遥无期的考验态度始终虔诚，但这种考验却在我们这些做弟妹的心头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象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查看详情】

同以前的几年比，湖南长沙一九六四年的大、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十分反常的。离新学期开学已经很近了，按往年，大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下来。但这一年，参加大学、高中升学考试的学子们却迟迟没有得到录取与否的消息。而这一次人们发现，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已经完全没有用。那些本人表现好，但"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太好的学生，不管他如何一贯成绩优秀、才能突出，如何被看好能考上名牌大学，这次收到的一律是"安慰信"。相反只要"苗正根红"，不管他以前表现是好是差，学习是优是劣，这次统统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显然，这次大学录取凭的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和平时表现。因此当随后高中的通知书发下来，我接到的只是"安慰信"时，我的挫折感已不是很强，学校的大门就对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 【查看详情】

还在初中毕业之前，学校就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但说实在的，起先我并没有做好"两种准备"，而只做了上高中的准备。因为我认为自己学习成绩好，完全可以考上高中。没想到当时中国"左"风越吹越有劲，对于升学来说，学习成绩、思想品质及平时表现的好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出身"好坏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升学、升到什么学校的尺度。当时我的思想真是单纯得可爱。我们年级那个诱骗幼女到山上进行猥亵、学习成绩又很差的外号叫"豺狗"的同学都"考"上了本校师院附中的高中，因为他"出身"好，我却被关在校门外。小小年纪就受到这般不公正待遇，但我对那套极左政策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和不满，反倒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无资格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 【查看详情】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不知不觉，一九六五年中考又到了。我又报名参加了中考、又自我感觉良好。当然，结果又是没考上。看来我已是走投无路了。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如果我不接受父母单位的动员，不报名上山下乡，我父母今后在自己的单位里说不定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就这样，一九六五年九月，已是个身高164厘米的小青年的我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广阔天地"--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 【查看详情】

我们来到了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第二农场。这样，我历时九年的饥饿、劳累、苦闷的生活开始了。一百零七个缺少生活经验、更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城市青年，古旧的大屋，缺水的荒地，加上每人四百块钱的安置费，构成了我们农场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一年的粮食定量指标，条件是我们必须在这片荒山坡上以我们的双手在一年的时间内挣到今后的生活。 【查看详情】

下农村之前，我就做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在各种会上也表示过这样的决心，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和生活之苦却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说到劳动艰苦，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整日挥汗如雨地抡着锄头使手上打满血泡，会想到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过坳。其实，手上打满血泡好对付，因为手上长满老茧以后就不会再打出血泡。挑着百多斤的担子爬山过坳，压得肩膀痛得想哭、腰酸得想哭也没什么大不了，半个月二十天后肩上的皮肉就适应了长时间压着百多斤的重担，腰力增加后筋骨也就不那么酸痛了。是的，我感到手上的血泡、肩膀的疼痛和筋骨的酸痛都好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在一天劳累之后吃不饱肚子、没有足够的睡眠、完全没有一点余暇和放松的时间。 【查看详情】

看看我们一天的生活吧。每天天还未亮，开工的哨子就一声紧过一声。还睡意惺忪，就挑筐荷锄往地里赶了。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会响起。一天两头不见光，天天如此，这种干活机器的生活相当折磨人的神经！劳动是如此之时间长、强度大，而伙食如何呢？饭每人一餐一钵，不到四两。菜更是少得可怜。八个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钵冬瓜或是一小钵茄子、萝卜这类的小菜。而且根本没放什么油。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每一餐都是这样的简陋伙食,这使我刚吃完饭就立即感到又饿了。放下饭钵走出食堂时，我（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看其他还没有吃完饭的同学及他们的饭钵的，因为如果那样，人家就会发现我的目光里充满着赤裸裸的饥馋。啊，那时的饥饿真令我刻骨铭心！三年苦日子时我都没有感到这样饥饿。因为那时我毕竟还没到"吃长饭"的年龄，又没有参加重体力劳动。 【查看详情】

虽然，我们为有邓云玉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当我们的场长感到骄傲，但很快我们就尝到了由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滋味。每天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之后，晚上她仍不放过我们，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休息和足够的睡眠。你想想看，每天收工以后摸黑回到宿舍，政治学习的哨声就一遍紧似一遍地响了起来。去集合如果迟了一点，招来的必定是一场劈头盖脑、极其尖锐的批评（其实叫叱骂更合适些）。邓云玉场长不愧是报纸上宣传过的模范知青，在我们这群后辈知青面前真可谓"口若悬河"，一些现成的套话她能翻来复去地每天讲出新花样。而我们呢，起先当然都虔诚地听着。但后来，我们一个个头都象熟透了的稻穗直往下栽。我们的政治学习、以及邓场长训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太累太困了！现在回想起那段生活，我感到当年自己直接用手将不小心倒翻在地的大粪捧回到粪桶中算不了什么，筋骨的极度劳累和体肤的极度饥饿也还好忍受，唯独那每天饥劳之后的剥夺睡眠之苦，今天回忆起来仍禁不住打冷颤。 【查看详情】

我们极度辛劳饥饿和睡眠剥夺的日子正好过了一年时，谢谢上帝，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中的"革命造反"运动，将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打断了。 【查看详情】

狠批了一阵远在几千里外的北京的邓拓以后，使我感到意外，人们开始寻找自己身边的邓拓。有几天，我们这群来自同一座城市、平日关系融洽的知识青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互相攻击之中。不过，这种知识青年间的大字报战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就在这时候，邓场长贴出了一张决定性的大字报。正象不久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斗争矛头全都指向了刘少奇一样，邓云玉的那张"陶进雄，你想干什么！"的大字报，一下子使全农场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陶进雄。陶进雄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县农业局樟市农技站技术员，应省委王书记的要求，他一直在我们农场指导生产。陶技术员被开除公职全家遣送回原籍。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受了连累。我原来以为陶技术员后来一定也平了反，一定也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四人帮的可耻下场，但一九九五年九月我们重返桂阳县纪念下乡三十周年，顺便打听陶技术员的下落时，曾经也在我们农场当过技术员，早几年还担任了县农业局局长的侯技术员告诉我们，说陶技术员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遣送回原藉后仍是残酷斗争的对象，不久就被斗死了…… 【查看详情】

当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传到樟树下时，邓云玉场长立即就带领我们农场全体知识青年去县城造县委的反、造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反、造省委王书记的反了。邓云玉的造反行动又一次使她名噪一时。但过后，却不但使她在桂阳县吃足了苦头，也使我们这批在她领导下的长沙知识青年吃足了苦头。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邓云玉为什么要造县委和省委工作队的反？尤其是，为什么要造对她有知遇之恩的省委王书记的反？但是这一次，事情却并未按县委工作组想象的发展。似乎，毛主席这次并不想在下面抓右派。而且，从省里传来了确切的消息，说经过调查，王××（即省委王书记）是个叛徒，已被彻底打倒了。王××是叛徒这一消息，并没有使我们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为自己"造反"辩护时更有理由，也没有使昨天还决心保卫省委王书记的县委工作组有半点难堪。符合"适者生存"的原理，这些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对急剧变化的政治运动风向和人事斗争潮流适应良好、如鱼得水的变色龙，立即又有了一项新的斗争目标：调查反革命分子邓云玉与大叛徒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当时在我们这些天真的小青年看来，说邓云玉与王××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查看详情】

社会上完全乱了，我的思想也开始乱。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标语涂满了城乡所有墙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全国震耳欲聋的时候，以前一直被党的报纸、电台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党和国家的多数领导人，如党的副主席同时又是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具有英雄传奇色彩的贺龙元帅、党的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北京市长的彭真等，却一个个成了象死刑犯似的、名字上打着红r（叉）的"罪该万死"的人。为什么这些人突然间就成了大罪人呢？如果说他们以前就罪大恶极，为什么一直被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如果是他们现在犯下了什么大罪，为什么不见公布令人信服的罪证呢？据大字报罗列，刘少奇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而罪证仅仅是"砍"了二十几万个合作社以及宣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些罪状不能不使我感到疑惑：难道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指导国家建设上与毛泽东的想法有所不同就是滔天大罪吗？这是什么逻辑？ 【查看详情】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局面被重新控制，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逍遥的日子也随之结束。我们农场是办不下去了。上面也认为成堆知识青年在一起难以控制，于是决定撤销农场，将我们分散插队。就这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我来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知青的生活。 【查看详情】

然而一年又一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发现，进工厂做工人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无缘。当那些"苗正根红"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红，加上又有"后门"的知青伙计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兴高采烈地进城去当工人后，留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的，就基本上只剩下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了。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大肆正面宣传，说这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另一方面，却是这条革命路线将"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招工招兵招学招回城市，使农村实际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 【查看详情】

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地接触社会，而不是从书本上、广播中、电影里了解社会，也使奉行极左路线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我心中的地位一步步下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发现了太多的极左路线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正相反的例证。在乡亲们嘴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瞎胡闹，而"苦日子"则是大跃进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在桐木大队和岭下生产队，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苦日子到底有多苦？乡亲们没有细讲。但妇女们都说，"苦日子"时，她们每个人的月经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肿病。身高体大、力气过人的"黑子古"就是得水肿病死的。没有粮食，人人都吃糠，结果大便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吃不饱，夜里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萝卜吃。 【查看详情】

乡亲们除了喜欢讲大跃进的往事外，也喜欢讲大跃进时的人物。而讲最多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不过，乡亲们说，"烂钵头"最大的本事，还是玩女人。因此关于"烂钵头"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烂钵头"玩女人也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党委书记的牌子，施点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妇女自觉自愿地陪他上床。而对那些不肯就范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枪比着（乡亲们说"烂钵头"屁鼓上成天都挂着盒子枪），强迫不从者就范。他每到一个大队，先搅动如簧之舌，叫男人们为大炼钢铁而通霄达旦地守在小高炉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饱喝足以后，就以听汇报谈思想为名，乘机纠缠他看上的娘儿们，胁迫人家与他干那事…… 【查看详情】

一九七四年六、七月间，又开始推荐工农兵学员时，我终于得到了机会，被公社推荐到了县里。在县里体检和填写志愿时，我听说当年桂阳县有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我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我多么想在"志愿"表上填"清华大学"几个字呀。不过近十年的坎坷使我冷静了下来，况且，有传言说县里已定了这个名额给某某公社一个年轻的大队党支书。由于桂阳体育界元老，县一中老教师兼体委老教练刘烈鹏老先生一九六七年被贬樟市公社时见过我打篮球，对我的球技十分欣赏，因此当刘老师得知我被公社推荐上来以后，就专门赶到我投宿的招待所找我，劝我报体育专业。出于对刘老师的尊敬，我填报了体育专业。不过我并没有象刘老师预言的那样"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虽然一个与我一同被推荐的没有任何体育基础的乡下朋友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入学通知，但我却只收到衡阳师专体育科的。不过，我仍旧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令我感到前途茫茫的苦闷的知青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