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有个女孩名叫阿秀

作者  潘亚昭

阿秀是我小学的同学。

我从未见过她的爸爸。她的妈妈整天挑着粪桶替人家倒马桶，一只眼睛老眯着，只靠一只眼睛看东西。同学们都不愿意与她交往，说她身上有一股大粪味。一年到头很少看见她的着装整齐过，衣服都是她妈妈用旧衣服自己裁剪，自己用针缝成，谁也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头发是妈妈眯着一只眼，用一把生锈的剪刀，剪得像男孩一样短短的，又像刺猬一样，长长短短朝上翘着。

阿秀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对阿秀的弟弟、妹妹没什么印像，因为他（她）们太小了，只经常看到阿秀妈妈挑着粪桶时，背上还背个小孩。

阿秀的家是木板房，经过很多年风雨的洗刷，已经老迈腐朽的歪向一边。家中没什么家俱，只有阁楼是全家最整齐的地方，全家唯一一张最好的木板床，一张书桌，桌面上整整齐齐放着书和笔记本，一把有靠背的木椅子，一个竹制书架，上面整整齐齐摆满了书。这个阁楼承载着全家人的期望，特别是妈妈的期望，这就是阿秀的哥哥居住的地方。阿秀的哥哥书念的好，人也老实，不爱多说话。身上穿的衣服是妈妈在百货商店里买来的，不像弟弟妹妹一样，靠妈妈自己裁缝；头发是在理发店里理的，多年来专认一位师傅理发。阿秀的哥哥与我和阿秀在同一个小学念书，我刚念完小学三年级，她哥哥就被保送到福州三中。从此，阿秀妈妈挑粪桶格外有力，逢人就说：“我儿子上大学有希望了！”从此，我们学校校长在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在台上挺直腰杆，号召同学们向阿秀哥哥学习。

阿秀在我们班上学习成绩算中等，但是体育特别好，跑步很快，力气也很大，同学们在背后偷偷叫她“半男女”。

阿秀在学校很孤独，没有朋友，经常一个人静悄悄地靠在操场边上的一棵榕树身上，看同学们欢快地游戏。

有一天下午，我背着书包上学。路过阿秀家门口，里面传出阿秀的嚎哭声，还有阿秀妈妈的叫骂声。

我好奇地走进去，只见阿秀妈妈拿着一根烧火的木柴，在打着阿秀。阿秀脸上、手上都有红红的血流出来，庝得在地上翻滚着。

我害怕极了。

我拉着阿秀妈妈的手大声喊着：“别打了，别打阿秀吧！”

我在学校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阿秀妈妈经常要阿秀向我学习。

她看见我拉着她的手，就把木柴丢下，喊着：“这个坏孩子，气死我了，她把哥哥的饼偷吃了。”在那全国都饥饿的年代，买饼要靠购买劵供应，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买到。全家仅有的这几块饼，是阿秀妈妈的宝贝，只有在阿秀哥哥考试时，才偷偷掰下一小块给他。阿秀和妈妈、还有弟弟、妹妹，许多年都没有吃过饼。如今，妈妈的宝贝被阿秀偷吃了，妈妈能不生气吗？

阿秀抽泣着从地下爬起来。阿秀妈妈看着阿秀脸上的眼泪和鲜血，忍不住自己也哭起来。她一把抱住阿秀，母女俩淒惨的哭声又传到屋外。阿秀妈妈边哭边喊：“秀啊，妈妈没用，妈妈真的没用啊！”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陪阿秀上学。路上，我拿出一块父亲去北京开会带回的巧克力糖，糖的外面包着美丽的玻璃纸，纸上还有漂亮的花。我把糖送给阿秀，阿秀的双眼睁大了。她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伸出舌头在糖果上舔了一下，又包了起来藏在书包里。阿秀的脸上绽开笑容。她小声对我说：“我可以作你的朋友吗？”我点了点头。阿秀高兴地拉住我的手，大声说：“我会保护你，谁都不能欺负你。”

小学毕业了，全校女生只有我一个考入福州一中。阿秀的志愿是福州三中，但是她没考好，进了十九中，那天，阿秀伤心地哭了。

繁忙的学习生活使我渐渐将阿秀遗忘了。转眼间，1966年来到了，我已升入初三。猛然间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席卷中国大地，学校不上课了。

忽然，阿秀到我家找我来了。阿秀告诉我，她要成立一个战斗队，已经有好多人报名参加了，要我也加入。那时我的父亲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我很害怕别人说我不革命，只好点头答应了。阿秀要我第二天早上自带一根木棍，参加战斗队的活动。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床，到处寻找木棍。保姆四嫂不让我出门，说外面打打杀杀的，很危险。我偷偷拿了根擀面杖溜出了家门。

到了集合地点，阿秀拿一条红布给我，要我绑在手臂上，说今天去开元寺造反。到开元寺一看，已经有很多造反派在里面，男男女女，手臂上都套着红卫兵的臂章。一群和尚、尼姑秃着头，战战兢兢靠墙站着。一个男红卫兵拿着一个脸盆，里面装着鱼肚子熬的汤，腥臭腥臭的。他要每个和尚、尼姑用瓢舀着往嘴里送，哪个不吃就用棍打。那些可怜的和尚、尼姑呕吐着，被打得哇哇叫。其他的男男女女在旁边挥舞着棍子，高喊着口号。

阿秀非常兴奋。她找来几个玻璃瓶子，敲碎了，抓住两个老和尚，要他们跪在上面。马上，玻璃碎渣变成红色的，一滴一滴的鲜血，渗到地上。阿秀大声呼喊着革命口号，并要我也跟着喊。我害怕极了，一声口号也喊不出。

后来，阿秀又来叫我去造反，我说生病了，没有去。再后来，阿秀就没有来了。

1969年1月24日，命运的列车将我抛向顺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那里，我再也没有了阿秀的信息。

直到我回归福州后很久的一天，路遇一位小学同学，她告诉了我阿秀的事。阿秀已不在人间。

阿秀的学校是以后去插队的，地点在建瓯。阿秀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自愿报名去最偏僻最艰苦的山村。她在那里起早摸黑劳动，劳动之余，教农民识字，给农民念书念报。很快，阿秀成了县里的知青模范，入党的培养对象。

山区的严冬来了，冰雪覆盖，到处白茫茫的，正是翻土造田、兴修水利的好时机。阿秀生病了，发着高烧。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终于，她昏倒在雪地里。村里的人用毛竹扎成担架，在冰雪中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公社卫生院，阿秀已没有了呼吸。后来医生说阿秀是患了脑型疟疾。

当地知青办说阿秀是模范人物，要树立典型，把她埋在她曾经劳动过的地方。

阿秀的哥哥也插队去了，他带走了很多书。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后，阿秀哥哥天天半夜都会哭醒。在乡下，他每天都背着英语单词，从不与人交往，农民说他头脑有病了。后来高考恢复了，阿秀哥哥考上了大学，全家人的期望终于实现了。但是阿秀哥哥始终高兴不起来。上大学的第二年，阿秀哥哥从学校楼顶跳下来，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阿秀妈妈仅有的一只眼睛也哭瞎了。

改革开放后，阿秀的妹妹考上了大学，现在在加拿大搞科研。阿秀的弟弟下海经商，现在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1999年，知青下乡三十周年，很多知青回到曾经抛洒过血泪的地方，看望老乡亲。阿秀妈妈也念叨着，要阿秀弟弟到建瓯去，把阿秀带回家来。

阿秀弟弟找到阿秀插队的地方，却再也找不到阿秀的坟墓。三十年山河变迁，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埋葬过一位福州来的女知青。

阿秀弟弟哭着，用袋子装了些泥土，返回家里。

阿秀妈妈把泥土供起来，天天念叨着：“秀啊，回来吧，妈妈等着你。”

我与几位同学去看望过阿秀妈妈，她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秀的墓找不着了，秀的墓没有了，秀的灵魂无处归附啊！”

后来，阿秀妈妈的家拆迁了，不知她搬到哪里去了。

今天，国家改革开放已三十年，距知青运动也已四十年了，可以告慰阿秀的是，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阿秀的灵魂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