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曾国藩办洋务，人们往往首先会注意到他办洋务的动机。那么，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是什么呢？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笔者认为，曾国藩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是有的，但主要还是为了抵御外侮。

太平天国失败前，比较大的洋务活动有三:一是清政府（以奕□为代表）花巨金委托赫德购买轮船；二是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三是李鸿章设上海、苏州炮局。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们办这三件事的动机还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在:奕□代表清政府委托赫德购买轮船和李鸿章创办上海、苏州炮局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曾国藩对待购买轮船和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则有不同的考虑．

清政府购买轮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其原因是太平军于同年早些时候攻占了宁波海口，特别担心太平军从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它的老巢。为此，清政府下令“江苏巡抚迅速筹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选派将弁，驶出外洋堵截宁波口外，以防贼匪逃逸，并令广东、福建各督抚一体购觅轮船，会同堵剿，勿令该逆一名窜出，致滋扰害”。（《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第46页、卷二第36页）并不惜花费一百四十万两银子的巨款，从英国买来了七只轮船（史称“阿思本舰队”）。很明显，清政府当时购买轮船的目的是要堵住宁波等海口，防止太平军从海上北上天津。同时，还企图利用轮船对太平天国发动新的攻势，“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第46页、卷二第36页）

在当时朝野上下一片购买轮船镇压太平军的叫喊声中，曾国藩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他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一，第15页。）在这里，他是把镇压农民起义与抵御外侮相提并论的。在另一处又说:“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在这里他更把“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放在次要的地位。可见，曾国藩在购买外国轮船时一开始就萌发着抵御外洋的动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清政府委托赫德购买的由阿思本率领的舰队开来中国后，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极力反对，最后清政府只得将阿思本舰队解散了事。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反对的原因是这支舰队不归曾国藩自己统辖，驾驶的是外国官兵，而不是三江两湖之人，这全是曾国藩出于一己之私。我认为这仅仅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当时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反对，还有为国家和民族着想的一面。曾国藩感到，一支由外国人指挥和操纵的舰队长期停留在中国的海洋和江河上，将会成尾大不掉之势，恐非国家和民族之福。他在给陈作梅的一封信中说:“李泰国七船近日果否到沪？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我将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目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八第30页。）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固然担心清政府如果利用阿思本舰队进攻长江下游太平军占领区将与他争夺掠取苏、常、金陵之功，更担心阿思本舰队将会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该说曾国藩极力主张解散阿思本舰队这一举动是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稍后设立的上海、苏州炮局不同。李鸿章创办上海、苏州炮局是为“军需紧急起见”，主要制造洋枪的子弹和炸炮、炮弹等，供应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的淮军。而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则把试造轮船作为它的首要目标。早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K3《中国近代史》，1985、1—48，3—27。）的主张。安庆内军械所一创办，他就马上委托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这只轮船尽管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仍然感到特别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第33页。）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跃然纸上。后来他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打算进一步扩大军械所的规模，使轮船的制造有个大的发展。

当时太平天国还未失败，曾国藩不遗余力地试造轮船，是不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呢？不是。曾国藩曾不止一次地谈到用轮船镇压太平天国作用不大。他当时认为，“至轮船攻剿发匪，声威虽壮，而地势多不相宜。发匪之猖獗在陆而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又说“目下除九伏洲尚有贼船外，余则长江上下一律肃清，仰仗国家威福水面已无足虑”。（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八第21页。）曾国藩在这里明确地谈到，太平军在水面上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已不足虑”了。那么他感到忧虑的是什么呢？是外国列强的侵略。他意识到，当时虽然与洋人相安无事，但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说不定哪一天因一点什么小事就会“兵端立开”。为了避免“临渴掘井”，所以“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八第30页。）关于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的动机，他自己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国藩辛酉（1861年——引者）初次复奏购买轮船一折，即欲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厥后所购七船撤退，锐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庆试办，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50页。）后人朱孔彰也说:“曾公阴有争夺海上之志，设立军械所于安庆，仿照（造）轮船。”（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