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党派内部，几乎都没有针对个人的纪律（梁启超的“公共伦理观”），因而，国会内也是如此；相反，儒家的社会准则却是排他主义占上风。每当用儒家的语言来处理来自外部的压力和诱惑时，各党派和国会往往由于意见分歧而导致分裂。由于有钱有人，袁世凯和军界要员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对议员软硬兼施和施加影响的结果，是首次争取民主的尝试以惨败告终。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约法民主如果未经修改，则无需再进行尝试。为了建立不针对个人的戒条，即使是最坚定的拥护者现在也鼓吹某种形式的政治保护。同样，在后来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会意识到制定一项干部政策，同时采取众所周知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是必要的。

为建立不针对个人的戒律所进行的斗争，其本身就是中国道德腐败的反映。依靠这种衰败，蔓延的机会主义使各党派之间关系变得令人反感，变得失去效力，以达到其夺取民族财富、篡夺国家权力的目的。政治活动家和反孔人士都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危机。（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面抨击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加深了这一危机。）中国各党派团体都一致同意有必要重振中国的道德观念。对此，由于袁世凯思想贫乏，所以他只能劝导人民尊孔，同时妄图恢复儒家的礼仪和儒家政治结构。后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就是恢弘儒教，指望不针对个人的戒律能从儒家的道德观念中产生，犹如期待黄河之水自清一样。因而，毛泽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他要改变各政党之间工作的方式，并采取了前所未有极有胆略的行动，以对毛泽东的崇拜取代了对孔子的崇拜。

只要儒家思想还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影响，那么，总会有人认为它是医治中国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因而，儒家政治的帝王观念决不会彻底消除。无疑，袁世凯是复辟帝制的最后一人。溥仪的自传曾披露:1916年以后，为了让末代皇帝复位，曾进行了反复努力。即使共和国明显受到最坚定的支持，复辟的可能性也决不会立即消除。张勋1917年赤裸裸地复辟了王朝，尽管段祺瑞为捍卫共和国而粉碎了张勋复辟，然而张勋复辟最初很可能是得到了段的默许。徐世昌和满洲的张作霖元帅等人1917年之后仍表示效忠皇室。最后，在日本的支持协助下，清朝皇帝也曾于1932年复过位，这似乎表明了儒家的文化传统最终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水火不容的。

憎恶共和国的行为，怀念昔日皇恩浩荡，导致了复辟帝制的尝试。共和国之失败，不仅由于缺乏稳定性，而且由于没有把它所代表的精神发扬光大。官员和学究们仍然珍视他们在废除科举之前所获得的“进士”、“举人”等功名。他们在信函中仍使用相当于共和国同等职务的朝廷官衔。因此袁世凯不难对文职官员再冠以“卿”、“大夫”、“士”等头衔。旧时具有相等特权的官员通常被称为“总督”，“督”就是“统率”、“监督”之意。因而，共和国的省长也只得称都督、督军、督理、督办，把“督”加以保留，以示权威和荣誉。袁世凯提出的“将军”这一名称，他们则加以蔑视。那么，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其说是出自个人的野心，不如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压力。

袁世凯唯一最大的功绩是造就了一大批军阀。这些军阀既不是忠于朝廷的儒将，也不是决心为捍卫国家的荣誉和利益而战的国民军军官。袁世凯是否实际上就是仿效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争论。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军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为了表示矢忠于皇帝，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便立即宣布解散。李鸿章派遣其部队赴满洲和朝鲜抗击日本的侵略。1900年李鸿章的残余部队甚至与北京、天津共存亡。与此相反，袁世凯的军队在庚子之役中却不参战；1912年袁劝皇帝退位，从而叛离朝廷，并且从不参与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

更加糟糕的是，在共和国期间，这些部队已改编成驻军，他们只维护其防区的利益，而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袁世凯的统治行将结束的那几年，这些军阀们甚至无视其主子的政令。随着袁世凯的逝世，他们最后撕下了效忠其主子的面纱。他们在军事上搞派别活动，截留中央政府指定的税收，干预民政，压服各级民政领导，中国军阀以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权利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姿态步入20世纪30年代。这些军阀的存在和影响，使中国成为地位低下的国家。

这就是袁世凯给国家带来的后果。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做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