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本书所述，我们知道袁世凯能力非凡。早在1908年以前，他就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11年、1912年，甚至到1913年，舆论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能使中国统一。【加引本书前述:“（孙中山）长期旅行也使其与国内同志产生了某种隔膜。这些人认为他太西方化、理想化，而他亦不能总是现实地估量国内政局。一些目标太抽象，以至于受过教育的革命者也难以理解。事实上，仅只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才对其追随者有明确意义。”“连孙中山的同志们也并不认为他适合担任共和国总统。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孙的战友同意袁世凯，并且在孙中山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返国前，就暂定袁任总统。”】然而，就在此时，袁世凯自己却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威胁、贿赂、杀戮等，以遂私欲。这是他的政治风范，而且不无结果。为理解袁世凯为什么如此行事，采取不同于伦理主义史学家的方法，并且考察袁世凯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益的。

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自此，袁世凯逐渐开始发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王朝土崩瓦解，民族主义崛起，虽然战败一事（对国内）震动极大。然而，代表正统的儒家观念的清议派官员，由于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于1898年发起了一场短暂的复兴运动。面临国难当头，正义感被激发起来的大多数清议派官员，实际上采取了有效的行动。无需向明君进谏，或者不必为昏君费心思，他们往往无动于衷。代表“清议”观点的“百日维新”以及由官方挟持的义和团起义均遭残酷镇压，几乎使清议派缄默不语。随着带有理想色彩的清议派官员销声匿迹，中央政权和拥有实力的地方要员之间的争端，使中国面临着分割的威胁。为了暂时稳定政权，君主便赤裸裸地借助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袁世凯的新军。而作为长远之计，政府则许诺实行立宪。然而，就清政府的权力结构而论，自1895年以后，唯一重大的发展就是皇家、特别是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的增加。1900年以后，扩大军事力量的进程不断加快。立宪派并没有真正被认为是个实力集团。

扩充军力导致权力平衡的问题。矛盾集中在汉人和满人之间。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在权力尤其是军权方面的法定比例，满洲人成立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宗社党。地方汉族要员的军事力量愈强，中央政府的满族亲贵就倍感威胁。1908年后，由于未受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感化、没有慈禧太后的有力指导，摄政王强行削弱汉人的权势，以扩大满人的权力。然而以这种方式维持的统一是极不稳定的。由于双方都日益注重维护其自身利益和权力，因而满洲皇室和地方汉族要员之间的关系也趋向紧张。地方主义的发展必将出现军阀作风，虽然这种局面在1911年以前还未导致完全脱离朝廷，但对皇帝却已三心二意。

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进而忧惧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这种忧虑常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予以说明。著名的革命家胡汉民曾这样描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之后知识界的气氛:“严复的书问世后，人们对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原则有了清楚的认识，因而，舆论发生了变化。确实可以这样说，当前事件发展的趋势，鼓舞了那些提倡排外反满、加强民族统一团结的人们。也确实可以认为，严复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引用“于列强竞争之世”这句话，说明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下去了，中华民族若要继续生存下去，许多儒家的传统观念必须废弃。1895年以后，中国的高级行政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已经不是怎样抱住传统的道德观念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而是要首先保存民族，同时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维新和革命运动兴起了。维新和革命运动均有民族主义性质，不同于以前提倡仅限于文化领域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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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只适宜当奴隶，而不配作国民。但是，这些作者认为中国的软弱并非天生的，中华民族亦并非劣等民族。相反，受日本民族是太阳神的后代这一神话故事的鼓舞，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恢复这种传说，即: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因此异常圣明。1906年萍、浏、醴起义的声明中宣称:汉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民族。无疑，这种言论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建立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也就是后来蒋介石在他的杰作《中国之命运》中所称的“心理重建”）。由于满洲人的压迫，这个聪慧的民族事实上已被奴役。就体制（满洲人统治不力）和种族（遭受到劣等人种的压迫）而言，反满的理由是够充分的。

满洲人被称为“狗和山羊”、“五百万披兽皮挂号角的劣等民族”，摆脱满洲人能够达到两个目的:其一，能使“夷夏之防”的古老传统得以恢复，自《春秋》至20世纪革命者的著作，对此传统均有详尽叙述。其二，消除制定宪法、实现民主、繁荣经济的唯一障碍。包括孙逸仙、章炳麟在内的20世纪初的革命理论家大多是反满的。几乎所有的革命团体和起义的主要主要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洲人的统治。

辛亥革命时，“反满”促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秘密会党和新军联合，并激发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简言之，虽然反满斗争意义远非重大，然而却为20世纪初叶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满洲要人屡遭刺杀。更为重要的是，满洲人垮台以后，代表民族主义的同盟会突然被解散，谁又能对此作出别的解释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从满洲人中找到了替罪羊，并从普遍的支持和拥护中判断出，反满既是权宜之计，也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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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崇洋媚外，儒家正统观念逐渐消亡，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这些都导致了（清政府的）权力危机。正是在这一转折之中，袁世凯扩充了自己的力量。1895年以后，朝廷试图通过扩大军事力量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而袁世凯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由于政府中军政界限含混不清，袁世凯拥有的军事力量全在政治方面起作用。袁世凯早年在朝鲜英勇作战，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到19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袁世凯捞到了重要的政治资本。朝廷面临着被义和团击败的危险，他却拒绝出兵援助，以保存自己的实力。1911年，与革命党人进行的一次牵涉军事实力地位的谈判中，袁世凯采取欺骗朝廷的手法，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无论是儒教还是民族主义，袁世凯充其量只是表面信奉而已。袁世凯不反满，他的行动当然也不能列入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范畴。尽管他身为总统，但也决非坚定拥护共和国。他口念忠于共和国的总统誓言，暗地却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撕毁共和国约法，从而为袁氏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

这一系列的背叛行为使人们对袁世凯的诚实颇为怀疑，他究竟是忠于朝廷，还是忠于国家，对于这点，人们尤感难以测度。因而，他被传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斥之为一切只是为了自己权力和荣誉的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者。然而，假如袁世凯的本性如此，那么他是切合时宜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道德标准的过渡时期。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日趋崩溃瓦解，而民族主义的道德标准则含糊不清。

同时这也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普遍流传的时期，凡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学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农民对政事普遍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缺乏文化教育。农民不参与政事和犬儒主义，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基于这点，清王朝与历朝不同，它未被农民起义推翻。事实清楚地表明，20世纪初的起义，只是由于乡镇转向城市，而没有波及到乡村中去。中国广大的农村一片沉寂，对革命态度消极。……

由于农民态度冷漠，使革命的社会基础甚为狭小，，仅靠一些知识分子、某些秘密社团以及部分南方新军。知识分子和秘密社团的联合往往很勉强，这种联合于1912年秋已不复存在。此时，战争贩子正在为争取社会地位、合法权利和议会民主进行着斗争。无论是谁，只要拥有军队，便有权左右政局。革命虽非袁世凯与知识分子所能驾驭，毕竟袁世凯凭借在军界中的威望，收买军人，使自己的权力超过知识分子。因而，他取得了孙中山，领导共和国。

共和国的开创标志着一场严重的权力危机业已开始，在这场危机中，政治投机频频发生。这并非说处于权力中心的袁世凯纯属投机。一个完全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个道德完美的正人君子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正如像任何一位主要的政治家一样，袁世凯必须为其政策和行动辩解，必须维护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这样，控制着北京的军阀和统治着一个省的军阀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袁世凯必须提出一整套理论，取得若干实际效果，为自己的权力辩护。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然而，他仅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