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议的。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向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②。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的时候，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的时候，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强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面。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