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比之正式军队“无不及”的民团组织，担负了治安联防、剿匪灭霸、稽查毒品等任务，古来以多匪闻名的广西，社会治安与风气焕然一新。《大公报》记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记》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赞叹道:“广西……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仅如此，民团更是建设公所学校、道路桥梁、共有树林、公共设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财政投入得到大量节省。民团参与经济建设的成果还表现为广西省入超的持续下降，由1931年的1700万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万。

民团的作用还体现在军费的大为节省。广西因经费有限，平时仅保留两个军的兵力。根据1943年数字统计，从1930年到1943年，广西全省壮丁接受军事训练总计2，147，918名，约占壮丁总数的87%，而当时广西省总人口也不过1200万。而当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了六个军开赴战场，这便是民团训练的巨大威力。无怪1935年，山东省政府考察团在考察广西民团后，在其报告书中感慨道:“虽名为民团，而实则新式之陆军也。”

寓将于学

不仅仅在民众中推行民团建设。同时，新桂系还全面推行学生与公务员军训制度。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话说，是要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寓将于学”。

1931年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时，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的李宗仁不过40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白崇禧不过39岁，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黄旭初不过38岁。也许正因如此，新桂系的施政方略烙着强烈的青年情结和军事化痕迹。新桂系宣称，“要迎头赶上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要储备多量的下级干部去争取民族的自由”。而这个“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的范本，自然是德意日推行的军国主义。

由是，1931年秋开始，新桂系在广西的大小学校中强力推行军事训练，范围包括初中、高中、大学、女校、师范院校……军训内容包括军人精神教育、军队纪律训练、军事知识、技术和战术等。

“那时候，广西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外面的截然不同”，89岁的前桂林政协主席魏华龄感慨到:“初中毕业时，必须经过半年的军训，才能颁发毕业证；而升高中后，第一个学期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从初中到高中，要经过一年的军训。”

“那时候的军训，可不像现在这样玩一玩、走走形式，我们完全和军官学校一样，摸爬滚打、射击、野外演习、夜间演习、修筑工事、防毒、作战理论……不仅如此，我们连‘游击战术’都有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岁少年魏华龄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军事化训练，“必要的时候，我们拉出来就能立刻成为班排长等下层军官。”他说那时候同学们情绪都非常高涨，认为“广西是进步的”，而那一年宣传抗日的“六一运动”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学校推行强制军训政策，新桂系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培养学校: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新桂系对这个学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而黄本人对此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学校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是本校，一个是共产党所办的陕北公学。”

干校招生非常严格，无论是体格知识都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现年94岁的韦甘睦老人，曾经在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受训，他们被称为“干训生”，“民团干校不交费，有钱人、穷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学历为主。”“基层干部都比较年轻，年轻人当基层干部有朝气、爱国”，韦甘睦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