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其中的翘楚。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白崇禧，对桂林学界发表题为《从德意两国的自强说到学校军训和体育》的公开演讲，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大加推崇:“德国这些兵，与其说是十万士兵，不如说是十万将校……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墨索里尼）所组织之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

这次演讲正式宣告，新桂系将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与先前的旧军阀顽固守旧、自私腐朽不同，新式军官们大多怀有强国强民之理想，并为此做出各种努力与尝试，这直接表现为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引入各种先进理念、建设中华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这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外忧内患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交恶，宁粤矛盾激化，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公然与蒋决裂，一时间蒋介石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蒋桂大战失利后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趁机确立了新桂系对广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蒋阵线，两广和解并宣布独立，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三人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严峻。自古以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自然生产条件极为贫瘠，交通落后；加之众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鸣锣会众，千百为群，齐持枪械，舍命凶斗”之事屡见不鲜。

更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陆荣廷旧桂系统治崩溃之后，粤军、滇军、黔军等外来势力先后入境，而省内也是自治军蜂起，广西全境陷入无边战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忆道:“各自称王称霸……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与战乱并立的灾难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祸连年，不少人铤而走险、遂去为匪，时人感慨:“泊乎民十，盗匪蜂起，市井为墟……”。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广西农民调查》中描述了普通民众的惨状:“诚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蹂躏摧残之下……逃亡的人们是逃亡了，死去的人们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遗痕，不过是枯杨白骨、断井残垣……”

84岁的历史学教授钟文典，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清晰记得这段童年的回忆:“司令满街走，统领多如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之乱，老百姓完全没有安全感。”

民团建设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日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