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中国青年党》，10～11页）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1924年2月17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197～200页；转引自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7、136页）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5～88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中国青年党》，100～102页）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中国青年党》，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