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当文化危机到一定程度，在极度危机与真空中，全社会迫切需要抓住一个东西就信，那时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极为粗鲁。而主张科学主义的人，被当时大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是站在真理的一边。而且，“我相信科学，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筹”。

“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等当时的科学主义者就是这样，骂起持不同意见者，很神气，“中华民族的进步就靠我了！”把科学当神圣来崇拜，意识形态强度越高，越有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科学主义者表现出“我还没有跟你论战就已经把你打倒了”的意识形态优越感。

秩序危机产生两个结果，尤其是深刻的秩序危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机构的解体，产生心理上、逻辑上的两种结果:从心理上，秩序危机产生很强的心理焦虑，要求产生新的秩序；从逻辑上，用比喻的话说，传统秩序的解体产生类似真空的现象。不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没有什么管用的，这种类似的真空，一旦漏一点小缝，能吞吸外面很多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理解、分析、论证，新的意识形态就被吸收进来。

科学主义就是在此时产生了，不需要论证就被接受了。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制造任何东西，包括生命的意义。

林毓生介绍说，当年李大钊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的论战，是比较少的可以让人面对的辩论，双方都在非常尊重对方的情况下，很诚恳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把意见说清楚，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我是崇高的，你是错误的”的立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让大家都增加了新的了解。

在科玄论战时丁文江与张君劢个人关系非常友好，但丁文江在论战中似乎很轻视张君劢的观点。丁文江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越发达，越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人生观；要听科学家怎么讲就怎么做，否则就是违反了科学规律。

丁文江与胡适对科学方法的误读

林毓生特别分析了丁文江的科学观，认为丁文江读杰文士（Jevons）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书基本没读懂。也可以说丁文江读懂了85%,有15%没有读懂，但是那15%是最重要的，这部分没读懂整体上看到就等于根本没读懂。也就是说，丁文江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丁文江过分强调了归纳法，对演绎法重视不够。卓越的科学发现实际上与归纳法没有多大关系。而“归纳法如果没有演绎法指导时，它本身也证明不了什么”。林毓生还指出，如果说丁文江对科学本性和科学方法的认识有缺陷的话，“胡适就更不懂了”，对科学的认识则更加意识形态化。

林毓生特别指出，我们今天审视那段历史时，会发现当时被接受的观念、当时在论战中取胜的一派，在现在看来并不站在真理一边。胜利者其实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论证。但是，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