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章氏仅以史家目孔子，尚不似康有为至少在表面上尊孔子为教主。不但如此，他在寄寓日本的时代，颇接触到日本批判儒学的思想家如远藤隆吉、白河次郎诸人 的著作，所以《訄书》第二篇“订孔”，即仿《论衡》的“问孔”而来。更使人诧异的是他对远藤、白河等人的激烈反孔言论虽略有辩解，但是却丝毫不以为忤。可见这位国学大师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于儒家。章氏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影响胡适最大，所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自序》对于当代学者“最感谢章 太炎先生”。蔡元培为胡书作序，指出其中四种长处，即一、辨别真伪；二、断自老子、孔子；三、平等对待诸子；四、系统的研究。这正是综合了康、章二氏考经论子的方式。

由于章炳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他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因此要比康有为来得大。五四以来大家所推崇的非正统的思想家如王充、嵇 康、阮籍、颜元、戴震等人差不多都曾先由他作过近代的评价。在消极的一方面，五四以后反程朱的风气也和他多少有些关系。对于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 说，他早就指出是“一言以为不智”。章氏虽没有公开地反礼教，但他提倡“五朝学”，盛称钱大昕“何晏论”为何氏辨诬，对玄学清谈有着相当高的估价，甚至对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他也从当时政治背景上去加以同情的解释。这一点同鲁迅的反传统、反礼教思想尤其有很深的渊源。

鲁迅在1908～1909年之间曾在东京民报社向章炳麟问学，同时听讲者还有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等人。据鲁迅自己说，当时去请业主要是为了敬仰章氏的 革命精神，而不是他的经学、小学。因此所听的“说文解字”，后来一句也记不得了。这大概也是实情。不过章氏讲学，并不一味地板起面孔。据另一在座 者许寿裳的回忆，他“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在这些“诙谐间作”之中就常夹着一些对孔子不太尊敬的论调。周作人记太炎“庄谐杂 出”讲解“说文”，就有下面这一段话:

中国文字中本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太雅驯了。

周作人写这段话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事隔五六十年，尚且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印象的深刻。这类话也未必一定有什么恶意，不过可以看到在章氏心目中，孔子已不 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成至圣先师”了。五四以后林语堂编《子见南子》的剧本曾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较之章氏之解“尼”字，也不见得就更为轻薄。所以鲁迅 后来虽然记不起章氏讲“说文解字”的话，但这一类拿孔子来开玩笑的话，一定还记得不少。

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的“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但这当然是五四初期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不但爱好魏晋的文章，而且也深受魏晋思想的感染，章炳麟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曾言:

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中）、李（兆洛）所能窥也。

由于章氏的提倡魏晋文章，鲁迅从此便对《嵇康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民国二年以后，许寿裳常见他伏案校书，一部《嵇康集》便不知校过多少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思想人格方面所受到的孔融、阮籍、嵇康等人的影响，许寿裳说: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 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在许氏所提到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文章里，鲁迅就特别引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句话，并且对他们“毁坏礼教”的罪名力加洗刷。他说: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颇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更有趣的是他接着举出阮籍、嵇康都不要儿子学自己那种放诞，而嵇康“家训”中更是充满了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 慎的话头。在这种地方，鲁迅简直和嵇康在人格上有一种认同的倾向。鲁迅虽然激烈，做人却有他“世故”的一面，其细心多疑之处与嵇康竟有遥相契合之 处。据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海婴已经八岁了，但是这个孩子却一直不知道父亲是鲁迅。不知道鲁迅究竟是有意效法嵇康诫子的办法呢，还是性格上的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