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义与利

家里被学生们搜查后，“王国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气，从家里走出来，随时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点点，“这是卖日本货的朋友”。

他被烧掉的货物都是从东洋号家赊来的，现在两手空空，无法面对热心为自己担保的同学宋捷三。“当此米珠薪桂，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担了个卖东洋货不爱国的恶名誉”，两相叠加，让他不堪重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并未把王的死归因于抵制日货运动，“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

苏州这场光明磊落的举动，在6月6日那一天，从抵制日货升级为全城罢市。看到苏州商会对于罢市的迟疑，苏州全体学生在这天一次次排队到商会请愿，商会领袖则表示要邀集各业董事会商后方能决定。

据《申报》报道，6月7日，学生们说，如不允8日开会议决罢市，则情愿“饿腹终夜，在此不散”。商会会长无奈同意次日开会，下午5时一律罢市。

8日一早，学生们便开始分队挨户劝说商家罢市，“凡学生所到之处，商店即相率闭门”。苏州罢市发生时，“如有心存观望之商店，不受学生劝告，即众口詈之为冷血动物，非使其自悟闭门不止”。

然而，学生们强大的动员能力并没有使得罢市完全实现。6月10日的《新闻报》报道，苏州各商店米店、酱园、南货店等虽在照常营业，然皆半掩其门。饭店则开门者居多数，酒店仍在暗中营业。

10月的《新闻报》也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在商人动摇之际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坚持到底”；或晚间在各店板门上用粉笔大书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潜行”，将油印传单数万份塞进各商店的门缝，要求商家继续罢市。

“那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的服务业等，往往会因为抵制日货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反对之情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是国货的发展机会。”复旦大学副教授冯筱才，倾向于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同行业和地域对抵制日货的不同态度，“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是国货的生产厂家，如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因此这些地方的抵货运动便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

冯注意到，“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上海厚生纱厂老板等，都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日后回忆说，“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经济学家俞宁颇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

根据1933年日本研究会《抵制日货之考察》的研究，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从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及1919年，两年都是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年份。         ★

(本文参考了《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跌荡一百年》《承继谴责遗风的通俗社会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广陵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