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做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四是集齐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周予同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五四之前的情景:“四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团体的学生们已略有活动，打算做一次示威运动。”

当时，出现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例如3月23日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该组织是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发起，团员39人，多为当时的进步社团国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员，以露天演讲和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市民中进行宣传。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深入街头，开展了多次爱国活动。

在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当年学生在市民中散发的传单:“说起来爱国/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能实实在在做的很少/诸位呀/如今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这就是要吞灭我们中国哩……山东是我们中华的土地/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都是主人/人家来要我们的土地/我们主人不来争/还靠谁呢/诸位都来争/争不回来不止/这就叫真正爱国哩/愿大家赶紧起来争吧。”

■宪兵排长白歧昌的一段报告，记述学生游行队伍的具体行程

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在活动中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在集会上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然后，学生举行了游行。

学生游行路线，据五四当日一直跟踪着学生们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记述:“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游行队伍向东折进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推举代表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结果遭到军警拦阻。这在5月10日许德珩“供词”中有所描述:“我们由天安门意欲到东交民巷见美国公使，请他转达本国政府替中国在和会主持公道，于是我们列队至东交民巷，进去一个人至英美法各使馆，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国巡捕并不准由东交民巷穿行。于是我们就由东交民巷往北去了。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正如许德珩所说的那样，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未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同学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据馆藏档案记载:门外驻守的是保安四队的队员，分别把守着曹宅的四个门

去曹宅的途中，因为学生们列队整齐，一路上并没有人拦阻。赵家楼胡同很狭窄，周予同教授是这样描述学生排队前行的情景:“赵家楼的胡同并不阔大，只容得四人一行。”

曹宅由保安警察荷枪实弹地把守。据馆藏档案记载:门外驻守的是保安四队的队员，分别把守着曹宅的四个门，门内挎刀的是保安三队队员。在档案中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保安就有28人，此外还有巡警10余人、男仆人9人，总计50余人。

5月4日下午1点左右，曹宅的人接到电话后就布置了防范。既然曹家戒备森严，学生是如何进门的呢？

1919年5月13日，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曹宅管家燕筱亭提供了证词:“（学生们）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生将门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