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主要聚居在闽粤赣边区，广东中西部、广西东部、台湾、海南、四川和东南亚等地也有不少客家人杂居其间。一般学者认为，今广东梅州市是南宋末年以后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域。南宋至清中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梅州市被称为程乡；１７７３年－－１９１２年，改称嘉应州。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占有着重要地位。１８５１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由客家人组织发动起来的，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和客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由广东迁入广西的客家人的后裔。罗尔纲在《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一文中指出：天王洪秀全以下六人的起义诸王领导集团中有五人是客家人。（１）由《洪氏宗谱》可知，洪秀全原籍广东嘉应州石坑堡，后来才迁入花县。洪秀全的太高祖三公和妣叶氏葬花县，并建立一祠于花县之官禄布，但叶氏没有生孩子，三公的５个儿子均为温孺人所生，温孺人葬嘉应州。其长子英经生于１６８４年，英经生下５个儿子后老死嘉应州。并且，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英经的一个曾孙庆扬（洪秀全堂叔）负祖先骸骨迁入花县以前，三公后裔一直有人留居嘉应州。（２）这表明洪氏家族是分批迁入花县的，迁入年代最早当在康雍之际，迟至道光末年这一迁徙过程才最后结束。这从洪仁玕的记述可以得到佐证。他说：三公的“四子中，英纶与英纬最初迁于广州北部的花县”。（３）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东王杨秀清，其祖籍也在广东嘉应州，他是“移居广西后的第四代”。（４）冯云山和石达开的祖籍则在与嘉应州相邻的地区。冯云山祖居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５）；石达开的祖辈原先居住在广东和平县，“于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３）左右移居广西贵县北山里那帮村落居创业”（６）。龙川、和平二县虽不属嘉应州管辖，但都属于客家人占绝对优势的客家县。上述表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人不仅是“客籍耒人”，且大多祖居客家人的核心区域－－嘉应州及其附近地区，他们的祖辈从这里迁出的时间并不长，且迁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和祖居地保持着联系。另外，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中也有一些是客家人。洪仁玕自不必说，根据考查，陈玉成的祖辈先居福建上杭县，南宋时迁居广东韶州府翁源县，清康熙年间，他的祖辈才从广东翁源远徙广西。（７）上杭县和翁源县也都是客家县。这些材料表明，太平天国运动从兴起到失败始终处于客家人的领导之下。

二，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宣传、发动和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以广西东南地区的客家人为基础。贵县赐谷村是洪秀全、冯云山传播拜上帝会的第一个重要基地。其“附近一带地方多为由粤迁居之客家人”（８）。洪秀全初到赐谷村时，住在他表兄王盛钧家。这里的一些客家人成了洪秀全在广西的第一批信徒。桂平县紫荆山是洪秀全、冯云山等组织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据地。冯云山初到桂平县时，以府城南门内的张老水家为落脚点。“张老水，广东客家人，以发豆芽、腌盐酸菜出卖为生。”（９）正是在张老水一家的帮助下，冯云山才得以深入紫荆山区。冯云山到达紫荆山区后，起初住在紫荆山口的古林社，古林社亦“多是广东来的客家人”（１０）。冯云山曾在紫荆山大冲曾家“设馆授徒”。这曾家的先祖正是清乾隆年间由广东嘉应州迁居紫荆山的。《曾氏族谱》载：“五十世祖裕振公，在元朝由福建宁化县石碧村迁来广东程乡县”，“七十世祖梅西公，……由广东嘉应州梅子墩于大清乾隆二十五年迁来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紫荆山。”（１１）就整个紫荆山区来说，当时约有６０００左右居民，在这些居民中“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占多数，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优势。”（１２）这些由广东迁来广西的客家人，尽管已阅１００多年，但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及其客家方言，这为洪秀全、冯云山等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冯云山到达紫荆山后，正是以客家人为宣传发动的对象。历史学家肖一山指出：“粤东来佃种之客家人，大概多在桂平紫荆山一带，亦有在该县平隘山作烧炭工人者。……贫农、炭工、矿工三种，为当时来人之职业，冯云山初至传教，即以此三种人为对象，而后成为太平天国之基本部队”。（13）这里面提到的来人，主要是客家人。洪仁玕叙述１８５０年秋天的情形时也说：“上帝会教徒多数为客家人”（１４）。紫荆山一带的客家人大量加入拜上帝会，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为太平天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客家人大批加入太平军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势力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客家人大量迁入广西东南地区，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清朝前期，广西人口迅速增加，而耕地面积则所增无几，以致人均耕地面积由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的４０．８８亩下降到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的１．６２亩。（１５）人口增加的原因一是当地人口自然增长；二是外省人特别是客家人大量迁入。迁入广西的客家人有的被招纳为矿徒；有的在墟镇作佣工或担夫；但大部分都流入农村，从事农业。他们是社会上最穷困的阶层，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向地主租佃。于是客土农民间往往发生抢耕现象，地主则乘机加重对佃农的剥削。“山间佃众田稀，供不及求，谋耕急切，则租约必重。”（１６）土地上的尖锐对立，加上本地人对语言习俗与自己不同的客家人所抱的本能的排斥心态，广西东南地区的尖锐社会矛盾便以土客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土客械斗。“（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田州……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道光戊申（二十八年）……邑（贵县）之北岸，土客械斗，杀戳相寻者五年。”“道光二十八年间，桂平金田村黄、谭两姓因事酿斗，参加混斗者中各千余人”。道光三十年，贵县客家人和土人展开全县规模的械斗，互杀４０多天。（１７）土客大规模械斗，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为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提供了有利契机。民国《桂平县志》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时，最初不过３００人，不久，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男妇老弱三千余”加入起义队伍，“其势始盛”。（１８）肖一山也说：“贵县来人（客家人）与土人械斗，……战争越八月，来人终不敌，而相率败走，加入洪秀全上帝会，太平军之势始炽”。（１９）可见，客家人的大量参加是金田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紧密联系，必然影响到太平天国的方方面面，使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