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第357页。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见《中国国民党宣言》。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孙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分，与联合张作霖的现实考量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    分类:历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