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两个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段云章、邱捷写了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对近代南北军阀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对陈炯明由一个革命者到军阀的转变的材料和分析都值得一读，还叙述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当大总统的史实，该书写道:“当时，北洋政府因桂系临逃前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而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而宣布'自治’，即承认南北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称雄一方。而军政府的四个总裁，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则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消极观望。这样，重建的军政府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广东；主持军政府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桂系主宰的军政府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就外交而言，帝国主义更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而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这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协议将关税余款13％付与军政府。至此，外交团则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悍然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粤领事团多次提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照协议付款与军政府，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威胁；而且还成立新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政府。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成立正式政府，以资抗衡，并借此争对内对外的代表权。……到3月，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竟策动联络西南诸省军阀，抢在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组织'六省联防’，声言'勿为孙文所惑’。这一阴谋如果得逞，西南诸省势力必分裂，'粤局顿形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由是之故，孙中山更急于早日成立正式政府。”（注11）显然，这位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客观的，其证明是，《陈炯明集》一书的编辑就是该书作者之一。

至于所谓暗杀事件要加在孙中山头上，更是离谱。作者大概是想要进一步给孙中山的人格抹黑。对于西南军阀的横行，1919年曾经有孙中山的追随者宁愿以死来推行暗杀，孙中山在接到书信的当天就批覆道:“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此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注12）在《传记文学》2002年春的两期连载的胡志伟的长文中，已经有详细的批驳。因为孙中山人格之高尚，连孙中山的政敌都是公认的。曾经在孙中山面前为陈炯明求情的吴敬恒曾经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戴传贤不是出于当面歌颂，而是在1921年私下劝勉心中不平而离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蒋介石时写道:“先生之事业，日日趋于成功之一途，自其主倡革命以来，其所持主义，在中国之推行，进步之速，或较各国之革命史上成绩为优。然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执信亦同辈中之一特殊人格，然与先生根本不同之点，则在于此，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注13）孙中山的事业的追随者中，总是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群体，这首先是孙中山的人格所吸引。陈炯明叛离孙中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在为人品德方面的差异所至。从来不曾在孙陈之间有过是非的李宗仁对此的论述可以供参考:“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一隅。以故中山先生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较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至于陈炯明，其生平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先生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注14）李宗仁以私德而不是从全局的看法，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在江西准备北伐的革命军许崇智、李烈钧部，如果因此遭受陈和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却派人联系吴，欲行此计划，直系在保定开军事会议讨论，会上直系重要领袖曹锟和重要将领王承斌、熊秉琦反对联合陈，理由是，陈此举是犯上作乱，辜负孙中山，如果援助陈，今后有自己方面的下属效法怎么办？陶菊隐在《吴佩浮将军传》一书中就曾提到﹕“吴先生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曾骂道﹕'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可见在私德方面，连军阀都不敢赞同陈炯明。陈本来对革命有贡献，是他的私念太多，独霸广东的野心太大，这些在他从闽南回到广东以后由于大权在握而膨胀，加上吴佩孚的诱惑，而反叛了护法阵营。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结果，再次解散了军队的孙中山，没有金钱，没有军队，仍然高扬护法旗帜，坚持共和的正气，在南方军阀的压迫下，再次武装革命。不可设想，在南北军阀称雄的时代，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军阀能够横行？为什么民主法制那末轻易地就被军阀所毁坏践踏？为什么孙中山如此困难孤立，以至于刚刚从传统帝制过来的一般民众也并不理解他？法国革命时，第三等级是那样团结一心；美国独立时，十三个州是那样同雠敌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艰难奋斗，却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要求脱节，护法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奋起的局面，所以南北军阀能够横行霸道。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概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要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应，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孙中山晚年提出要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不过这高于国家和社会的“训练者”往往可能乘此窃夺个人的权力。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以继续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