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由武昌起义胜利开始，至“二次革命”（“赣宁之役”）失败而最后结束，中间以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划分为两个阶段。如何认识后一个阶段，怎样评价后一个阶段中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拙文对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辛亥革命的浪潮，迅猛地冲垮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和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又是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等不能相比的。但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而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谋求妥协，推翻的只是末代封建王朝和君主政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没有改变。在庆祝共和胜利、南北统一声中，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了。

革命已经退潮，但还有余波；革命悄然流产了，但还没有完全失败。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潮流，这时是任何人不敢公开抗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保有一定实力和巨大声势，他们有条件幻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合作，来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发展实业，振兴中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了临时总统的宝座，但毕竟不是靠武力夺得的，他还需要时间和气力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一下子撕掉假共和的面具。因此，他不能不表示:“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1912年3月8日《致参议院电》，《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39页。)妥协固然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妥协又是双方的，是一定力量对比的产物。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呈现暂时的平衡，任何一方都不能吃掉对方。梁启超较客观地指出:“项城兵虽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袁世凯以北洋武力为最大政治资本，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帮助，“统一”了南北，这是他的一大胜利。但是，革命派仍能依靠革命的余威和声势，控制南方数省和临时参议院的多数，与之抗衡。

这时革命派与反动派，都津津乐道“南北交让之精神”，普遍庆幸“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欧洲学生爱国谈》，《东方杂志》1912年5月:《太炎最近文录》第78页；民元《民立报》经售的《满夷猾华始末记》第12册。)。正是这种政治形势的特点，出现了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间的一年多和平时期，出现了中国罕见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新局面，出现了在旧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较为民主的政治生活(在另文《论“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中详细论述。)。

直到“二次革命”前，辛亥革命在中国继续推动着民主政治、民族资本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取得革命第一阶段初步成功之后，为巩固共和制度，追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涤荡数千年专制之毒”，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种种努力，应该视为革命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开始以新的形式和手段继续进行斗争。

显然，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一九，三年夏季“二次革命”前，还不能划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在黑夜漫漫的旧中国，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三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它一时放射出的眩目的光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难忘的一线光明。

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这是孙中山经过以后多次失败才认识的(《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下凡引此书注均略）。)。后来孙中山讲了许多“我当时极为悲观”的话，也并不完全反映当时的认识和心情。“二次革命”失败之前，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没有感到失败的痛苦。相反，孙中山认为他的辞总统职，促成了革命成功。一个美国记者曾写下二月十五日孙中山辞职后、祭明太祖回来的谈话:“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F．McCormick:TheFloweryRepublic（1913)p．309．)。解职后，孙中山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耽于和平建设共和国的幻想，不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和条件。这主要是经过革命埋葬了旧王朝，建立共和制。他并不信任后继者袁世凯，但对他抱有幻想，希望化“敌手”为“朋友”，并准备用《临时约法》、国会、誓言、舆论对袁世凯加以约束。孙中山天真地认为“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袁世凯也会和他一样。

孙中山以及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导者尽管不断妥协、后退，但他们都坚持共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要继续“尽扫专制之流毒”，“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27页。)。应该看到，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在这段和平时期进行的活动和政治主张，是同辛亥革命相联系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分割开来。从这点出发评价孙中山解职后到“二次革命”的主张和活动，才能深刻看到其积极意义和历史教训。

二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放弃临时总统的职务，并没有放弃为巩固和建设共和国理想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他在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上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辞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他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致力于“社会革命”。他认为，民国初建，“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1912．10．9）。)。因此，孙中山让权时就对袁世凯以“小康期之”，希望政局“无大故”，使民国逐步得到巩固和进步。一九一二年八月间，孙中山去北京前致宋教仁的信，最能说明这时他的思想和主张:“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志于铁路之建筑。”(孙中山:《致宋教仁书》（残稿），《三民主义半月刊》第3卷第6期。)

孙中山从解职临时总统那天（四月一日）起，他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珠江口岸，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平均地权”、铁路建设、引进外资，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活动。仅到该年年底九个月时间，孙中山在各地总共四十多次演讲、谈话中。有关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实业建设等问题不少于二十五次之多。他为“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到处奔走呼吁，这和他在临时大总统任上没有一次谈到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呈鲜明对照。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多的时期，是他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后，幻想致力于和平建设的时期。

从一九一二年年底，孙中山在杭州特别欢迎会上，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他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又有所前进。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这“四大纲”，“我中华民国之国家”，就会“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关于铁路建设，孙中山大胆地提出，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借六十亿外债，兴建二十万里的铁路计划。民初名记者黄远庸讽刺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个乐天派”。孙中山的确是乐观的，他说:“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他相当乐观地预期，“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那时国强民富，“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