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提出了两条建议:“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请将以上约集项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二、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誉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张謇的建议虽好，但没有一个省的代表肯作此承诺。各省不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只能举债度日。至于他提出的让孙中山最少募集外债5000万两的请求，孙根本做不到。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军费开支浩大，而且需用甚急，因各省独立，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致使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一笔钱也没借到。因北伐紧迫，财源枯竭，孙、黄迫不得已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参议院议员质询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反对此议，辞去实业部长。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日人还乘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在与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的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268、269、265、67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后，设立南京留守府，黄兴任留守，南京当时有十余万军队，但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答应到北京就任财政部长后就给南京汇款，黄兴一催再催，钱一分不给。黄兴无奈，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以后连喝稀粥都不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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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住在上海环龙路66号，月租金65元，他家里每天有多人用餐，但每天仅花两元生活费，非常俭朴。有4位归国华侨集了股本准备在上海办厂，见孙中山没有自己的房子，买下带有花园和网球场的莫利哀路29号宅送给了孙中山。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前因财政支绌，一时不能解决，上海的犹太人哈同得知后，捐给孙中山五麻袋钞票，孙命吴景濂、林森管理财务，遂得以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另有史料披露，当年6月，北京政府内部因对德参战意见不合，孙中山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德国政府为了利用孙中山政治影响，密赠孙中山200万元。（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载《中国国民党建党80周年纪念》）。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en）呈国务院报告称:“据广东都军陈炳报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上史料，一说是200万元，一说是150万元，数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档案、史料才能确证。征诸当时的情况，很难说此事是捕风捉影。

南下护法，除联络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借地容身之外，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资助海军第一舰队和100多位议员南下，才能扩充陈炯明的粤军准备北伐，才能维持军政府的正常公务。那时，许多军阀都从外国政府拿过钱。其实，孙中山自“二次革命”与袁决裂后，一直徐图再起，从他那段时间的活动日程可以断定，早在南下“护法”前几年，孙中山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暗中筹款，搞一次1911年广州起义那样的小规模暴动尚要花18万元，像南下“护法”、成立“军政府”、准备北伐这样的大行动，德国政府给的区区200万元还差得很远。哈同那样的捐款绝非一例，当时孙中山为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亲掌党内财务，而筹款及经费开支本为党内秘密，当事人不讲，这段历史，永远是个谜。

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成立“军政府”，一年即告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没钱。当时，广东各项税收，均为广东督军陈炳把持，他拒绝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大元帅府开支无着，筹款成了孙中山的当务之急，为了维持“军政府”的运行，廖仲恺经常到掌管广州财政的军阀的烟榻上去要钱。孙中山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筹划，都因没有钱而无法进行。陆荣廷为缓和孙、陈之间矛盾，调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莫荣新继任后，继续在财政上扼杀“军政府”，且密令下属杀害孙中山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孙中山气愤至极，乃率亲信将领登上同安、豫章两舰，指挥开炮，向莫荣新的观音山督军府轰击，两舰长初犹豫不敢应，孙中山亲自操作，炮手随后发炮70多响。当时，北京政府段祺瑞委任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李耀汉为广东督军，令两人率部进攻广州，以推翻桂系在两广的统治、推翻孙中山的“军政府”，莫荣新怕激化桂系与孙的矛盾，两面受敌，不敢还手。第二天亲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赔错，但并不答应孙中山提出承认军政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五项条件。（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四册，68页）孙中山要莫荣新为军政府掏钱的目的也未能达到。此后，桂系便加紧活动驱孙，收买部分国会议员，改组军政府，撤消大元帅，逼孙中山离粤。桂系此举，除了陆荣廷当时要与直系联合、孙中山已无利用价值这些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是为了减轻其财政负担。

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东“护法”，命陈炯明率粤军打垮桂系，占领南宁，一举平定了两广，形势大好，可惜好景不长，孙陈决裂，除了对“护法”、联省自治和北伐这些事的政治分歧，财政上的原因是导致陈的部下要驱孙的重要成分。陈炯明不同意孙中山北伐，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库空虚，无钱接济，当时广东省一年的税收是1600万元，每年的支出需3200万元，赤字竟达一倍。仅驱桂一役，就用去粤库800万元，如再继续北伐，钱由何出？不光陈炯明不支持北伐，北伐途经的湖南省人民也反对北伐军入境，当北伐军进入湘桂边境后，湘省居民拒绝接受孙中山的军用票。六·一六事件，也即通常所说的陈炯明叛变事件后，孙中山终因孤立无援而败走上海。

与孙中山南下护法的同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却因日本人的支持，大举借款，扩充实力，图谋打败南方“军政府”，武力统一中国。自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日金1.45亿元，这就是民初历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痛定思痛，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没有外国势力财力上的援助，难以成功，因此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广东，他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