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左”派和“右”派们，漠视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诉求，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防范。现在再不能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抉择。按照“左”派们的主张，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按照“右”派的主张，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着我们；而按照右派的主张，俄罗斯的教训还墨迹未干。任何真诚的改革者都必须把改革的主导权从官僚—精英集团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左派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

第四，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幻想通过在国家利益上的让步获取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给予经济援助。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民主的强大的苏联，因此一方面诱使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市场化、德国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让步，另一方面则口惠而实不至，致使戈尔巴乔夫利用外资拯救苏联经济的打算全盘落空。对此，戈尔巴乔夫难咎其责。此外，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为苏联开具了一个“休克疗法”的损招，并被叶利钦、盖达尔等人视为灵丹妙药，结果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急速崩溃，至今未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对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双手一摊，承认失败:“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我才发现该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可是老百姓为了这个江湖郎中的馊点子遭那么多灾难，谁来补偿呢？

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经济的强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国施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国的指导和干涉。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吸取，进行建设也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要求我们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尽量与各国改善关系，并虚心向先进经验学习。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张的四面树敌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决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的施舍。

第五，必须正确区分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施以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伴随着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难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它主要表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只是以极端的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攻击执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这种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彼此仇视，拒绝一切妥协与让步；不顾一切后果煽动人们反对政府。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建设性。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代之以更好、更有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要求分散权力，但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合理的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一切权力的集中，甚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备的权力集中。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的“民主无边界，公开无底线”。在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中，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能出笼，并且轰动一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情绪失控。因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打击，不给其以危害社会的机会。

第六，无论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经济建设，都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放在首位。从某些角度来看，群众对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一项政策，一个政治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他）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处境带来显著的提高。当然，有的时候，某项长期看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必须让这种痛苦减少到最低、最小、最短，并且使群众看到希望。苏联改革失败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改革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而忽视了经济情况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加剧。糟糕的经济成为破坏性力量屡屡向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发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动。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始终把持着改革的主导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目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驱动的每一项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亿万诚实的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教育、医疗、工作、退休保障，一场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国的改革者只有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为此，我再次呼吁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跃进”！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认真研究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既不被苏联改革的失败所吓倒而贻误时机，也不要急躁冒进地推行改革。

第四节:关于我对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并对那些大骂戈尔巴乔夫的人嗤之以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并率先到中国访问，结束了中苏两国长期尖锐对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使人类从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持赞同态度，他为了不使国家陷入内战而毅然放弃自己的权力的高尚品质、对政敌仁慈宽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张的同时，也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更不想回避他在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其实，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样对着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我也许会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对苏联历史和苏联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来，我的咒骂会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会那样做，那样的谩骂除了显示出谩骂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和知识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破口大骂不是战斗，破口大骂挽救不了苏联改革的命运，破口大骂也不会让我们在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任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承认，在苏联解体最初的几个年头里，作为一个对苏联怀有真挚感情的人，我曾经非常憎恨戈尔巴乔夫，我憎恨他为什么会解散苏共，为什么不采取武力解决掉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什么不动用核武器保卫国家。为了解清这些不解之迷，我开始了对苏联改革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坚持不懈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没有越发憎恨戈尔巴乔夫，反而由憎恨转为好感，好感转为崇敬。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对苏联问题一窍不通、嗜权如命的“左”派们自然不会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这种代表苏联人民真实想法的思想如何走向了善良愿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然而，国内有一些所谓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码的治学品格，先入为主地先把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叛徒”，再根据这个定性罗织材料，甚至不惜采取造谣的龌龊手段。我曾经见到某个“学者”的一本书，竟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成为了自己发财的过程——这是缺乏最起码学术道德的肆意污蔑。这种污蔑甚至不合逻辑: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但掌握无限权力，而且掌握全国的资源——这样的地位，世界上哪个亿万富翁能够享有？而且，只要他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什么都不改变”，他的总书记宝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这类人，那么直到现在我们的北方邻居的领袖还叫戈尔巴乔夫。

“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到:“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度确实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应当不成问题，以后就不好说了。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至于自己死后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演员女护士演绎一段风流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到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劳什子、催人老、充满风险的改革？

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了如指掌，对劳动人民无权的现状认识得一清二楚，对官僚—精英集团榨取人民血汗的行为义愤填膺。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人，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将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伟人而永垂史册。

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曾先后有过七位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各有特性:列宁睿智而民主，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并说服党内同志；斯大林坚强而冷酷，靠镇压与恐怖贯彻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顽强好斗，富于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享受；安德罗波夫冷静沉着，锐意改革；契尔年科则充当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说，在这些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最像列宁的人。但是，他的个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断与坚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