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体制的“安乐死”

提出和主持新经济体制改革的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生于1904年，1927年加入苏共。193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任苏联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以后，他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财政部长、轻工业部长、食品工业部长、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等职，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年以后，他一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他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倒赫鲁晓夫的密谋中，柯西金不是主角。他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准备发难的前夕才被告知的，并要他立即表态。他没有立即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问:“克格勃什么态度？”在被告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倒赫鲁晓夫的中坚人物之一后，才表示同意。柯西金在这一密谋中是随大流者。从柯西金的经历和一贯表现来看，由于长期从事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比较了解苏联经济的真实情况，但是一直小心谨慎，不在政治上犯险。当新经济体制遭到传统和官场的抵制、反对时，柯西金就给自己留后路了。1970年6月4日，柯西金在一次讲话中说:“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71年4月6日，柯西金在苏共24大上作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9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强调“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经济力量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当然，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新经济体制是继续深入下去，还是半途而废，关键取决于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当历史发展到这种时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言九鼎。

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所保留的。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强调:提出改善计划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工作有什么失败”，“而是为了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优越性来为人民服务。”他也没有讲加强经济刺激，而是强调“激发共产主义劳动热情”。以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苏联经济过去、现在都执行得很好，驳斥“出现错误的说法”。但是，不管怎样，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是赞同的、支持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希望有所改革。曾任《真理报》副主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入为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讲话准备材料的班子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勃列日涅夫赞成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认真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曾对陪同他散步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尼古拉(伊诺译姆采夫)，我和你都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难道我们还不够勇敢吗？”勃列日涅夫接着就说起:必须在国内、党内和干部中间进行彻底的改革。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使他出现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改变了对改革的态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设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社会主义。这场改革，不仅再次触发了捷克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情绪，而且建设市场社会主义的进程，将使“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现实化为乌首；使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都难以存在。1968年8月，勃列日涅夫在权衡再三之后，决然出兵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它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其他国家改革运动的国家，也是不允许本国实行改革的。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前后，勃列日涅夫支持苏联经济学界开展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剿，视改革为洪水猛兽。60年代末，在苏共中央机关内已盛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改革的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

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作总结报告时，不再谈改革了，而是强调:“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是同经济的计划经营紧密联系的。未来的经济成就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工作的质量。”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经济发展工作归结为两条:一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经济的核心。

此时，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苏联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到了最困难，也是关键性的时刻。苏共24大不去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勃列日涅夫却背转身子，向斯大林模式落后的传统回归。因此，苏共24大成为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转向。

70年代中期，新经济体制改革已无声无息了。阿赫别基扬在1973年11月12日《真理报》上《依靠集约方法》一文中提到，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1064名企业经理所作调查中，80%的人诉说:上级机关像从前一样照旧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活动，违反《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给企业规定理应由企业自行制定的指标。一部分企业的计划在一年内修改1500多次，而财务指标根本不改动。

新经济体制将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限定在产品销售指标等8项。时隔不久，国家下达的指标数就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1965年新经济体制改革前的30项。像基金产值率、设备轮班系数等指标，都是国家计划机关新想出来的。1977年11月11日，瓦洛沃伊在《真理报》上题为《完善经济机制》的文章中，称苏联经济体制是“倒立的金字塔”:按理，企业自身应当决定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现在的情况却倒过来，最高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管理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企业只管照单生产。

国家计划机关还不断改变、扩大“产品销售指标”的范围。国家计委规定:从1974年7月1日开始，企业只有按全部合同完成订货计划，才算完成产品销售计划；企业奖励基金的提成应考虑产品销售计划的执行情况。

至于基建投资改为由银行长期贷款，基本上没有实行。1978年统计，银行长期贷款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只占13%；在新建项目中只占4—5%。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体制已被旧经济体制吞噬了。只是70年代毕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行事。于是，新经济体制被施行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