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历史完成了又一个轮回，文革结束，知青们重新返回城市，该回的回去了，能回去的也都回去了，到1984年，所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知青返城的风潮，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突然有一天，有一封要求返城的公开信，从山西传了出来，信上有数百人签名，落款是“被北京市遗忘的不幸人”。黄土地注定要载入《中国知青史》的，这场大规模请愿上访，是知青返城的余波，也是黄土地知青最后的记忆。

解说者(请愿上访信)：尊敬的北京市委领导同志：我们是1968年来山西省原平县，插队落户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今仍留在原平县已经16年了，今天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曾经被北京市遗忘的人，强烈要求返回北京工作，彻底解决，所谓上山下乡这一历史遗案。我们的要求是十分正当的，我们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

解说：这封信是从山西忻州发来的，寄信的是留在山西忻州的上千名北京知青，收信人则是北京市政府，黄土地上的山西因大寨，和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驰名世界。文革期间五万多名北京，天津的知青落户山西，到七十年代末，大部分返回原籍，安置在当地的约近万人。

荘伟亮1968年11月29日去山西，他整整在山西呆了20年，荘伟亮是山西知青返城事件的核心人物，这场大规模请愿上访，被中国知青史列为最后一次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荘伟亮(北京知青)：关键的关键，就是我们后来把它称为兴奋点的东西，关关键是看这孩子，我们可以在山西留下，这孩子再在山西呆下去，简直是一点出路都没有。

解说：杨存与荘伟亮同一年到山西插队，和荘伟亮一样，杨存也在那一年想到了回家。

杨存(北京知青)：这就是我的家，我从小就生在这儿，50多年了，你看我今年是56岁，这棵树是我插队时候种的，已经在山西，68年走，89年回来，21年这棵树长成现在，这个小院子你看50多年了，我生在这儿，今年56岁，这院子已经56年了，17岁插队就从这儿走，回来时候38岁了，回来没有地方住，就跟我妈挤在这个小房子里，在山西这20多年，天天想回这个小院儿，这小院儿就有这么大的魔力，从小生在这儿长大的地方。来，请进来，

这封信，知青流传到，从原平我们60里地么，流传到我们忻州，我们是地级市，他们是所属的一个大县，全面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大背景下，10月份山西省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至今现在都是激动人心的片子《今夜有暴风雪》，一个老知青梁晓声编剧的。那个场面一夜之间大返城，我们现在看起来，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一点都不夸张，一下子大家，它就不是愿望了，它是一种激情就爆发出来了，好像只要我们跟它效仿，国家不会不允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而且很快就能达到实现目标，没有做三年四年的准备，没有。

解说：我要回家，一个微弱的埋藏已久的声音，突然迸发出来，并且迅速蔓延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要求简单明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是知青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挑战宿命的，最有自觉性的集体行动，没有等到回信的北京知青，决定到北京上访。

杨存：到了29号，市里边达成共识了，跟中央也请示了，当时胡耀邦在国外访问，可能是在澳大利亚吧，看到了外国记者给他的照片，说你们中国是不是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胡耀邦很气恼，当时下指示，查，查知青怎么回事，他不以为是知青就是想回家，他以为政治上有其它的因素，这是后来经过落实的消息。

解说：此时的北京知青大多三十五六岁了，他们知道回北京的代价非常大，但即使如此，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最后的归宿，还是希望回到北京的家，没有谁确切知道，命运将把他们指向何方，山西知青的返城要求震动了北京市委。但是北京市委无法明确表态，当时刚刚被提为市委副秘书长的袁立本，几乎上任的同时，就碰上了这件棘手的事。

袁立本(原北京市委秘书长)：难点在几点：一、知青的回城没有中央的正式的文件，就是可以回来，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北京知青可以回来，那么上海，天津的知青都要回来，那么国家一下承受不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来一定的不安定，当时的社会背景你们也知道，七十年代左右，无论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讲，我现在还认为不容许那样，这叫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回来以后得吃饭啊，得养家糊口，工作怎么安排；第三点北京市也不能发文件，也不好发文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的政策等等也好，难点在这儿。

解说：但在知青们与袁立本的接触当中，荘伟亮从袁立本严肃的言行之中，却看出了一丝希望。这是他多年后颇感奇怪的一件事。

荘伟亮：最后也谈的差不多了，这个袁立本就总结性的说了几句话，话不长，但是话不长，作为我个人来说，听起来，我就觉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下意识觉得知青这事儿有戏。今后既然北京让他管这个事儿，他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个话，我觉得跟他们不是一个调子，我不是说现在回过头来去吹捧他什么，他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的是什么？你们要求回来，把户口落到北京，他说你们想想，这个事北京市委，他提的是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很大的困难跟根本就，回来你们是无理取闹，这是两个概念了。

解说：当时几乎每个北京的家庭都有知青，全社会都同情他们，袁立本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知青，而当时的北京市委，也有很多干部的孩子，都有过知青的经历，这是一段历史的歉疚和隐痛，知青们也能感觉得到，冷峻和沉默背后的同情。

袁立本：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个知青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正因为一定要解决，所以对他们有些过激的做法，我们心里就更着急甚至有时生气，它又不能言明，所以我们也很着急。但是再怎么着急，我们再怎么生气，他们做法再过分，我们心里有个底限，这个底限就是说你爱怎么着，你闹也惹不火我，你闹也不会让我急着办这事儿。因为我们有个大局，那么出发点就两条，第一我要把孩子们都弄回北京来，第二条我得顾全大局，对于我来讲是雷打不动的。

解说：北京市一方面拨款，解决知青在当地的经济困难，一方面尽力提高知青的政治待遇，与此同时山西省也解决了知青很多实际困难。但对于知青而言，他们的心愿还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