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生旺：陕北有两次闹红，红军到陕北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接回来。二次是北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打着彩幪，敲锣打鼓也接回来。

邓小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陕北的吹鼓手，一个个脑袋上戴着那个白羊肚手巾，吹唢呐的人，两个腮帮子吹得鼓圆鼓圆的。

李朝英（馀傢沟老支书）：我们这些土包子，哪能管这些有文化的人，根本就不行，

张路（北京知青）：我是陕北知青。

杨存（北京知青）我们就是革命青年，而且到农村去吧，特向往。

陈朝红（北京知青）：当革命成功了，发展壮大了，确实老少边贫，它有它的天然的困难。说老实话，这些老乡，这些陕北的人民，我就没听说他们抱怨过，说你们进北京享福了，我们在这受苦。

王子冀（北京知青）：提起自己受苦，都说的很诙谐，诙谐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好意思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因为你受的那点苦，比起老百姓受的苦算个球。

王克明（北京知青）：所有的社员都站在上面，站在旁边山上看，老乡就跟我说，说那个，都在那说这是王克明做下的好事。

袁立杰（原北京市委秘书长）：这批知青在当时来讲，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忍辱负重，应该说，可以说感动我一辈子，我是个非常爱动感情的人，感动我一辈子。

孙立哲（北京知青）：知青下乡确实像一阵风，刮过了农村，刮过黄土高原。我们企图改变农村和黄土高原的状态，其实没有改变，或者改变的很有限。

陈晓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陕北，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客人，当地老乡称他们叫“北京娃娃”。他们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在陕北老乡的记忆中，这批北京娃娃是被当时席卷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送到陕北来的，跟几十万整编到北大荒、新疆、云南，以及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青有所不同，这2万7千多名北京知青分散插队，住进了黄土地深处的一个个农家窑洞。

他们零距离的跟当地农民接触，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亲历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的生活状态跟当地农民并没有太大差别。农民的记忆就是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记忆也就是当地农民的记忆。